政策：可持续发展的边界

演讲人 / 陈清泰

汽车生产和消费都有很强的外部性，完全靠厂商和消费者自发的行为，不能保证汽车生产和消费的可持续性，不能保证可以形成一个促进社会进步的汽车社会。因此，政府运用法律等法规手段，强制性标准等技术手段，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加以调控和引导，是十分必要的。但政府对汽车产业的干预，应该是政策层面的干预，重点是对涉及公共利益和资源环境的那些外部性、可持续性因素的干预。

实现汽车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研究市场，另一方面必须研究与汽车相关的政策。如果说市场是发展的空间，那么政策就是可持续发展的边界。

在汽车投资快速增长期，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一度集中在汽车项目管制和投资审批等供应侧，无暇顾及随即涉及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对可持续性的交通、能源、环保战略缺乏深度研究。

去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指出，要取消一切不合理的限制低油耗、小排量、低排放汽车的使用和运行的规定。这就把引导汽车居民消费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实际上居民有什么样的消费倾向，厂商不仅会敏锐地捕捉到相关信息，而且还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出相应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的消费倾向是“牛鼻子”，政府以政策工具牵住了这个“牛鼻子”，政府的政策目标就有可能实现。

今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国“十一五”规划纲要，这个纲要指出，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要从源头上防止污染和保护生态，要鼓励生产和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纲要要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比“十五”末期降低20%左右，可见中国政府推进持续能源战略的决心。为此，纲要提出，要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和财税政策，要实行燃油税等等。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通过一系列的政府政策来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制订具有中长期指导意义的汽车能源环境战略和可持续的政策环境，包括汽车能源环境政策目标、技术路线选择、配套条件、激励政策等，引导居民消费及能源部门、汽车厂商的研发和投资。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和政府的协调推进，厂商和消费者并不必然选择环保节能的路线。

例如，要制定清晰的汽车能源战略，节能优先，鼓励清洁能源、替代能源，制订可持续发展的汽车消费政策，鼓励购买和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完善机动车燃油政策，包括燃油清洁化政策、成品油价格政策、燃油税政策，制订越来越严格的汽车排放法规并建立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等等。石油是不可再生的能源，迟早要枯竭，但这并不意味着能源的终结，更不能表明汽车社会的结束。近年石油价格高企，标志廉价石油时代已经过去，高油价却为替代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在这些领域已经和即将产生重大的技术突破。

中国作为后起的汽车消费和生产大国，面对的石油和能源形势比发达国家要严峻得多。但是如果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的汽车节能环保技术有很大的潜力，技术路线的选择也有很大的空间。汽车有多种潜在替代能源，如混合燃料，包括汽油乙醇的混合，生物质柴油混合，柴油煤质油的混合等等。例如一些替代燃料，包括液化天然气、电、氢等等。汽车有多种节能的动力技术可供选择，如改进传统的内燃机，包括先进汽油机、先进柴油机。例如新型的汽车动力，包括混合动力、电驱动、燃料电池等等。但是，每项技术的应用都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质量达标、来源稳定的燃料供应链和庞大的基础设施作为支持，需要相应的鼓励政策和配套条件。

尽管在技术可行性探索阶段应该广开思路，不要排斥各种可能性，但到接近实用阶段时，政府结合国情做出选择则是必须的。即便是作为阶段性、过渡性的应用技术，政府也必须做出选择，并做出配套的系统安排，否则企业将无所适从。例如，近期欧洲选择先进柴油机技术，巴西则选择了汽油乙醇混合燃料技术，美国和日本更倾向于混合动力技术，最近他们又明确鼓励先进柴油机技术。为此，各国政府制订相应的燃油政策和经济激励政策，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

如果说“十五”期间中国汽车产业的主旋律是生产能力和市场规模扩张的话，那么“十一五”的主题将转向影响中国汽车产业持续发展的能源、环境、安全等诸多外部性因素。相应地，政府政策的重心也应该由生产侧的管理转向消费侧的激励和意志，由引导投资和规模增长转向促进汽车与能源环境的和谐。这些政策的调整和出台，对居民的消费倾向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相关政策出台的时机、政策的力度，包括实施中的具体规定都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汽车市场。在政策缺乏及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居民汽车消费呈现出发散型倾向。因此，厂商一方面要适应市场，跟踪用户的消费倾向，另一方面也必须十分关注政府的政策走向，对汽车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技术、产品等早做准备。

 

本文作者为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