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了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006-2010年），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
这个规划有一系列重要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第一、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计划"一词过去沿用了几十年，是从苏联学来的，实际上就是用计划这一通过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方式来领导经济。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即2000年，中国宣布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办法还是没有根本性的转变。现在，中国政府宣布从2006到2010年这个期间要采用新的管理方式，这涉及到在一个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怎么来引导经济发展的问题。从"计划"到"规划"，从汉字来说，只是一字之差，但实际上却意味着政府职能非常大的变化。过去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有一系列指令性指标，在新的五年规划里，大幅减少了具有约束性的指标。在经济发展目标这一章里，"规划"提出了22个数量化的指标，但其中只有八个是具有约束性的，就是说各级政府有义务要完成的，其他的都是预期性的指标，就是政府所预计或希望的发展方向。当然，还不光是一个指标个数及约束程度的变化，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决心在管理经济、领导经济的方法上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第二个特点，从本届政府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出发，要求各方面协调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等等。而协调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增长方式要做出改变，这也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规划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突出了要用改革来促进发展。
第二个特点中一个贯穿五年的主线，就是经济增长要从粗放增长，也就是说用资源的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向用提高效率来支持的集约增长。
（一）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
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就想沿着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这种工业化道路有两个特点：一是用投资和资源的投入拉动经济增长；二是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支撑经济增长。苏联式的粗放增长道路造成了很多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所造成的经济灾难，乃至社会灾难。
虽然在5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已经发现了这样一条道路会带来巨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始终没有能够改变这样一条道路。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领导人才决心来治疗这条发展道路所带来的各种创伤，试图改变这条发展道路。所以，在1979年和1981年两次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结构调整，这种调整的要点是改善原来被损害了的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接着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特别是在第九个五年计划（1996-2000年）中，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但是过去的努力没有能够收到很明显的效果，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改进的措施主要针对的是这种工业化道路，即这种增长方式导致的结果，也就是产业结构的扭曲和投资消费结构的扭曲，而没有着重改变导致其结果的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明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旧的体制、旧的工业化道路所留下的遗产，仍然严重地存在，仍然在起着作用，所以，各级政府在领导经济工作时常常会自发地回到旧的道路上去。概括起来，大概有四个方面：（1）各级政府仍然保持着对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权力。（2）以GDP的增长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标准。（3）财税体制。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而生产型的增值税、财政收入的多少是和产值的高低挂钩的。（4）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各种生产要素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都是尽量地由行政机关定价，把它压得很低，包括工资、贷款、自然资源的价格都压得很低。这种情况到2000年以后仍然继续存在。特别在进入第十个五年计划以后，这些缺点在有些方面非但没有消除，反而还强化了。比如在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由于城市化的加快，各级政府手里都掌握了大量的土地资源，可任其进行配置。
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政府提供一个好的法治环境的要求也提高了。可事实上，在建立法治和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方面又未能提速。这就使得经济合同往往执行不良，而各级政府在保证企业安全性和保证合同执行上起到很大作用。于是，就产生了一些企业家为保证自身经济利益而勾结甚至贿赂从事经济活动的地方官员的情况。
从这些方面来看，在最近五年里增长方式方面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到了上一个五年（2001-2005），各地都争相大量投入资金和资源提高自己的增长速度。于是很快就发生了新的一轮过热。从03年的第四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次过热，应该说，这个过热的各种不良后果都是由于强化旧的增长方式所造成的。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在于人力资源丰富，而在自然资源方面、资本资源方面是紧缺的，生态环境则很脆弱。但是，由于不能够根据中国资源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自己的资源，用大量的资源和资金集中力量去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结果就造成了环境的破坏，造成了资源的紧张。突出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1）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扬短避长，妨碍了经济效率的提高；（2）造成了煤电油运和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3）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4）造成了就业问题的加剧；（5）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6）引发了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
04年到05年这两年就是处在解决由于旧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过程中。04和05年宏观经济过热和降温的过程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训，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我们的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那样我们不仅无法向人民交代，而且无法向历史、向子孙后代交代。
这样一些经济的后果不但隐含着短期性的危险，比如投资和消费结构的扭曲、能源和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引发长期性的风险，也就是在投资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投资效率日趋下降，过量投资由银行信贷支撑，从而使银行系统、金融系统积累了大量不良资产，潜伏着严重的金融风险。特别是今年年底中国加入WTO的过渡期就要结束了，这将使中国的企业暴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下，面对这种情况，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如果不能提高自己的效率，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种问题不但会影响我们自己，而且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不良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最近两年在中国的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论，在此讨论中，对于历史和理论做了全面的回顾。在去年准备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大体上对于多数人来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上，长期起着主要影响的是从苏联学来的一套所谓斯大林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这一套思想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或者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天经地义。但是，在过去两年的讨论里，我们多数人认识到了这是一种过时的、反映了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后期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的模式。现代经济学已经对这种过时的理论做出了彻底的批评，而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后期也已经转向了现代经济增长，也就是转向了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实现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讨论中，也总结了先行工业化国家实现这种转变所依靠的若干主要的措施和途径。第一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第二是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的迅猛发展；第三是20世纪的50年代以后，后工业化国家用信息化改造了整个国民经济，提高了整体效率。
（二）实现增长模式转变的途径与如何实现转变
根据这样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一五规划就确定了十一五期间的战略重点，基本的转化增长方式的途径有以下四点：第一是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就像胡锦涛主席所提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二是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现在的数量很庞大，但是素质不高，我们需要增加制造业产品的知识含量，要推进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第四在积极推进城市化的同时，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这些推进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从理论分析和其他国家现代经济增长所取得的成就来看是切实可行的。但是，能不能够实现这种转变，还要看我们能不能够建立起能够实现这种转变的经济体制。而要建立这种经济体制，归根到底关键又在于改革。
从四个方面来实现这个转变，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关键都在于能不能够建立起有利于这种转变的体制。比如以科学技术进步为例，应该说我们从50年代中期起，就提出了要加强技术进步、加强技术创新。可是在过去的体制下，这种目标完成的情况很不好，关键是我们从建国初期起，就学来了苏联的一套行政化的、官本位的教育科研和技术开发体制，对学术繁荣和技术进步有很大的损害。所以，为了要实现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独立和自律的科学共同体，树立严格的科学规范，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激励制度。对于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营建一个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对于服务业的发展，重要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机制、体制和法制环境不利于服务业，服务业的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法治环境，要有好的产权保护和合同执行制度作为基本保证。
消除体制性的障碍对于我们转变增长方式具有很大的迫切性，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这个决定全面规划了如何使得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起来，对于企业改革、对于金融改革、以至于对社会政治改革都做出了全面的规划。可是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贯彻并不是没有阻力的，从过去两年的经历就可以看到，一方面因为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有很多缺点，所以出现了许多经济上的和社会上的各种消极的现象。但另一方面，又有一些旧体制的追随者却又利用这种现象，在过去两年里，将对于这些消极现象的讨论引导到一个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于是在过去两年爆发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在今年两会来看，中国领导人对于这个争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胡锦涛总书记在3月3日人代会上海代表团的会议上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温家宝总理在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也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看来我们今后五年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够推进改革，完善市场制度，完善我们的法制环境。而在这里我想最后指出一点，就是要推进改革，要完善我们的经济环境，完善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因为正如前面所说，为什么增长方式不能转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以至于用大量的资源去提高GDP的增长率，而不顾经济效率，不顾环境保护。另一方面，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的事没有管好，比如说法治环境的建立。从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但是在提供一个好的法律环境和实现公正执法上的进展上是很不够的。因此，就出现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制环境，出现了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服务业发展不足这样一些问题。因此，说到底要把法治基础上的市场体制完善起来，关键就是政府。不要再去管那些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情，要去管那些政府应该管的，现在还没有管好的事情，比如提供法治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提供义务教育等等一些公共产品、构筑基本的社会保障网络等等。一方面政府应该退出不应该管的事情，另外一方面管好应该管的事情。这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件事情办好了，那么我们的制度环境就有了保证，有了好的制度环境，我们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一定能够实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件事情是有艰巨性、有阻力的，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而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要革自己的命，总是不那么容易的。但是，为了保证我们中国经济今后长时期的持续稳定发展，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应该共同努力，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来实现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化。
本文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
本文根据吴敬琏教授在4月6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联合主办的"06年中国政策及其影响解读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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