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的再生和复兴，只有建立在对等或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才会有希望。

某著名旅游饭店总经理曾谈到该饭店把儒家思想作为企业文化的基础，从而让员工能用发自内心的微笑来接待顾客。其实，发自内心的微笑对全世界的服务业来说，不管企业文化的基础是什么，恐怕都是优秀管理的标志，倒未必是儒家思想的独门密传。

儒家虽然源自中国，但当今中国，真正能用好儒家思想的企业并不太多。《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有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乎？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定公问：一句话便能振兴国家，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不能这样期待言论的作用呀。有人说：做君主难，但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的难处，这不几乎就是一句话而振兴国家吗？

定公又问：一句话便能丧失国家，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不能这样期待言论的作用呀。有人说：我做君主并不快乐，只是没有人敢违抗我讲的话罢了。如果讲得好，没人违抗，是好事。但如果讲得不好也没人违抗，这难道不几乎是一句话而丧失国家吗？

统治者如果能够体贴被统治者的难处，国家有振兴的希望；相反，如果统治者一味颐指气使，作威作福，这个国家就有难了。我以为，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儒家最重要的原则：对等原则，也就是回报的原则。中国人讲忠孝仁义，却往往不重视对等原则，其实正是这个原则决定了儒家思想的长远生命力和可转换性的最重要的基因，按王阳明的话，是“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

把儒家的这个对等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的话的着眼点都是在统治者、管理者，而不是被统治者、被管理者，以至于流氓无产者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恼羞成怒，下令把孟子的牌位搬出孔庙，实在是戳着他们这类专制统治者的痛处了。

对等原则背后的机制实质上是这些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一个热门话题：非完全合同或者非正式合同。这种合同中，合同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靠的是双方基于对等原则对自身义务的主动践行。而且，实力较大的一方还有主动担当风险、首先向合作关系进行投资的义务。与基于平等原则的完全合同或正式合同相比，这种合同的优点在于交易费用相对较低。不过，这种合同需要合同双方，特别是实力较大的一方坚定的价值观的支持，尤其是当合同的范围超出了家庭、朋友等自然关系时，如果没有信仰体系或严密的社会制裁机制来提供这种坚定的价值观，这种合作关系就非常容易坍塌。

为什么在中国先秦儒家理想中温情脉脉的对等关系在现实中会迅速坍塌，逐渐演变为刮地三尺的政府机会主义，而同为儒家传统，日韩社会却相对成功地保持了传统价值观的威慑力呢？汉初董仲舒和公孙弘等人主导的儒家思想系统地法家化和专制化，对等原则被抛弃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巨大的规模，使“非数字上的管理”难度以几何级数加大。日韩社会因为相对规模较小，以及在孤岛、半岛的地理环境下，逐渐形成一种仿佛“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社会制裁机制，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时实行了相对有效的约束，为整个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平衡和凝聚的作用。

不管怎样，在中国，被统治者劫持的儒家多年偷梁换柱式的愚民教育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忘记了对等原则。义务的对等交换逐渐演变成了统治者单方面向被统治者要求的忠孝、服从、奉献的义务。这个过程，也就是我曾经分析过的，从分享型价值观向牺牲/掠夺型价值观转变的过程。可惜，单向的机制不可能是稳定的机制。从另一角度看，愚民教育进行了几千年，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何尝真正被“愚”过。你掠夺，我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干，要么让自己成为掠夺者的帮凶或新一代的掠夺者，最后大家一起锁定在一个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中。

近年来，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前沿的一个核心概念是高投入型人力资源管理，强调的是雇主对雇员在薪酬、福利、培训和发展等方面的主动投入，使员工对企业认同、爱护、忠诚，其基本逻辑与先秦儒家思想的对等原则完全一致。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包含了现代管理文化中最先进的内容，可惜很多人完全无视我们传统文化中这些优秀基因，却一头栽倒在洋人脚下，不分青红皂白地捧别人的臭脚。

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必须清醒地面对传统文化中存在的各种扭曲和误导。在对等原则这个问题上，如何将它与西方文化中的平等原则实现顺利对接，是传统文化实现顺利转换的核心所在。儒家传统的再生和复兴，只有建立在对等或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