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卧底12年，最后功成身退，堪称世界间谍史上的奇迹。

决定企业文化在一个公司中的重要性的一个条件是该公司所需完成的任务的性质。如果是属于空间、时间上比较分散，难于集中控制，更需要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任务，企业文化往往就相对比较重要。典型的例子是快递公司，所以国际上几大快递巨头，不管是UPS、FedEx还是DHL，都非常强调企业文化。还有电信设备提供商的工程师，典型的情况是一台电脑，一部手机，租个车满世界安装、调试、维护各种通信设备，没有文化的力量，几乎无法控制。类似，售后服务比较集中的行业，文化也相对比较重要，比如，空调不同于冰箱，电脑不同于电视的一个方面在于，前者服务的分量更大，对企业管理水平的要求相应也更高一些。

我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中国革命史中的间谍战很好地表现了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的力量，其中最著名和最富传奇性的是打入蒋介石的嫡系西北王胡宗南内部的熊向晖的例子。

熊向晖17岁时（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很快就加入了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合并为临时大学，迁至长沙。当时虽然已经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周恩来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寻找了一些合适的人选，作为闲棋冷子，安排进入胡宗南的国民党第一军服务。针对胡的特点，周提出几条人选的要求，要出身名门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等。清华的党内负责人蒋南翔于是推荐了熊，加入了当时流亡学生组织的为胡宗南军队服务的“战地服务团”。1937年年底，熊向晖在武汉大学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不久，如周恩来所料，熊成为胡的贴身副官，深得胡的信任。熊卧底12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报，最重要的是在1947年在胡宗南调动大军进攻延安前，把胡的计划事先发给中央，结果不仅胡几十万大军扑空，反被吃了几个旅。事情真相大白之后，蒋介石气愤之极，逃离大陆之际，甚至想把胡扔下，众人力劝之下，胡才在最后一刻得以上飞机。

出身黄埔一期的胡宗南并不是等闲之辈，周恩来一度认为胡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内心爱国，为人正直。从个人关系看，他对熊向晖也是仁至义尽。熊担任副官后，胡不但予以信托，着重培植，而且照顾其全家生活，最后资助熊妹与熊一同去美留学。熊作为一名间谍，如此功成身退，堪称世界间谍史上的奇迹。有人愤慨难平，指责熊不讲信义，耽误了老长官的一生功名。可问题是熊参加共产党在先，到胡身边工作在后，要讲忠诚信义，熊自然只能是忠诚于共产党，“怪只怪周恩来善于择人，造成胡的毕生大憾。”

周恩来有识人之明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党的宗旨、目标和价值观对要求进步的年轻一代的巨大凝聚力。文化和共同的价值观的力量，其大莫过于此。当时党（周恩来有事外出，由董必武出面）向熊向晖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组织自会与他联系，不管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第三，在国民党内，为人可略骄，宁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谨慎，随机应变。一次这样的谈话，要管好几年。熊与周和董何亲何故，孤胆忠魂，把这些从事特殊工作的人与组织维系起来的是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层面上归属感的强大力量。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基于个人关系的庞大特务组织的腐败无能。军统、中统几十万人的特务队伍几乎没有打入共产党高层的例子。更滑稽的是，因为胡宗南与军统头子戴笠类似拜把兄弟的特殊关系，熊的事情还一度被掩盖。1947年10月，熊的联系人之一王石坚在西安被捕，大家非常担心熊的安全，周恩来却指出:“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即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去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同他有矛盾的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同样为蒋介石亲信的贺衷寒曾这样评价蒋的统驭术：“他一向抓得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而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好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精明是精明，可惜，没有文化的力量，机关算尽，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