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6月16日

演讲者简介

王梦奎，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后供职于《红旗》杂志编辑部和第一机械工业部。1979年2月至1987年9月，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任研究员、经济组副组长。1987年9月至1990年7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1990年7月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1995年5月至1998年3月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1998年3月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参加过党和国家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主要 著作有：《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论厂长负责制》、《王梦奎选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对策》、《谈书说文》、《中国经济的回顾和展望》、《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翠微居杂笔》、《在经济转折中》、《前言后语》、《我看中国经济》、《王梦奎九十年代文选》和《王梦奎文存》1-6卷、《王梦奎自选集》等。编辑出版有《怎样写文章》等。

演讲内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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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给我提供这么一个机会，使我能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做一次讲座。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新发展观的背景和政策取向。现在全国都在学习和落实新的发展观。为什么现在突出提出发展观的问题呢？我认为是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我们讲了几十年的现代化，但实际上在20世纪末以前，我们要解决的是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初步达到小康，为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在新的阶段，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比在温饱阶段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过去在温饱阶段全力以赴，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解决温饱问题，那是一种发展观念，发展政策需要做相应的调整。过去我们为了增加粮食生产，黑龙江三江平原沼泽地开垦以后种粮食；云南昆明的滇池也要围湖造田，现在造成了生态破坏。温饱解决以后，我们整个发展政策和发展战略需要调整。

第二是经济体制的变化。我们现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经济运行已经开始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但是还很不健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弊病还没有完全消除，新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包含的矛盾已经开始暴露。所以现在我们在体制上面临复杂的矛盾局面，所以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种发展观念和政策，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特殊情况下所形成的发展观念和政策，现在需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说我们改革初期转变职能、政企分开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都是很对的，但是我们对于政府在经济职能转换以后，他所应该承担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这方面的职能，多少年来是没有强调的。现在我们在新的阶段应该强调政府这方面的工作，这也是我们改革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第三，20多年来的发展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和教训。这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全世界公认的，但是也存在很多的矛盾，比如说我们大量的资源消耗所实现的粗放式的增长，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贫困问题，国民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资源的短缺、生态的破坏，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给我们经济带来很大的活力，同时也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就这些矛盾和问题，有一些是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现阶段所难以完全避免的，有一些是和我们发展政策和发展观念的偏差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现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对于针对我们在实际上存在的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来经验教训的总结。

第四，世界潮流。我们现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进行国家建设，国际社会对于发展问题的关注我们是不能回避的。现在社会关注的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是资源的延续利用，是稳定的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发展观念。我想一方面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成果，国际上先进的包括技术、管理、组织、制度，我们都是应该很好的学习。另一方面，现在全世界经济主导的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所能够做到的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够做到，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曾经采取的曾经利用过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不应该利用，也不可能利用，例如对殖民地的掠夺。我们不可能用这种过去野蛮的办法，只能靠自己的积累，自己的进步。

不仅如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发展中大国，有影响的大国，还应该在世界文明发展的道路上，起到自己应该起的作用，尽自己应该尽的责任。现在我们已经签署了30多个环境保护国际公约，这是我们的国际责任，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矛盾、负担，国际的影响，国际的舆论，国际的责任，促使我们只有采取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来转变发展观念，趋利避害，才能够在更高水平上提高我们的开放程度，推进我们现代化。我想现在提这个问题，就是这四个方面的原因。

关于发展观就是关于发展的的观念，包括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而这样一种发展观念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进步，不是一成不变的。二次大战，全世界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很多发达国家，遭到战争破坏以后，生活也非常困难，当时全世界追求GDP增长，认为增长就是发展，就是带来幸福，全世界潮流就是这样的。但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发展进程的问题，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有很多的反思。

对于全世界影响最大的是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所通过的《环境宣言》，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鲜明地提出环境的威胁。第二件事情是80年代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念的创造。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环境和发展宣言》，标志着在全世界对环境和发展的问题达成一个广泛的共识。中国也是里约宣言的签字国之一。我想关于发展的观念，还会随着经济发展，随着科学技术进步，随着管理的进步，还会继续进步。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最多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几十年以来，我们在发展方面有很多成功，也有很多失误，包括发展观念的偏差。但是发展观念也是在不断地进步，也不是现在才提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联合国72天会议以后，1973天周总理召开了中国第一次环境工作的会议。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开始，把文明经济计划，改为文明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那就标志着我们对发展的内涵，已经有了更深入的认识。1992年联合国会议以后，1994年中国政府推出了21世纪日程，这也在全世界是比较早的。我想人口问题，环境问题，现在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十六大提出文明发展的道路，现在又提出新的发展道路，全面协调发展。今年三月份我们举行过一次中国发展论坛。“全面协调发展”这个词也许不容易把握，我把它简化为中国的均衡发展。这个不完全一样，但是参加论坛的国外朋友反映，有能力理解现在中国发展基本政策导向。

面对新的形势，发展观念，发展政策，发展战略需要做相应的调整。20年前来看，基本是现代化，一个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体制环境比过去要好。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的挑战，我想主要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体制变化所引起的社会利益关系重大调整和重组。科学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所引起的我们国内产业结构重大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引起我们整个社会结构深刻的变动等等经济、文化方面的问题，包括多年以来我们社会问题解决滞后经济发展所积累起来的矛盾。比如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比如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方面的负担，以及我们在国际上所面临的挑战。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现在社会经济处在非常重要的转折时期。国际上有大量先例，南美国家，也有顺利发展现代化的，也有在这个阶段停滞不前，社会经济产生严重矛盾这样的国家。现在提出新的发展观念，协调持续发展，我想都是为了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当中的矛盾和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降低经济增长的成本，化解经济发展问题当中社会的矛盾，走一种更文明，更理性的发展道路。使我们有13亿人口的国家，比较顺利达到我们的目标。主要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怎么实现现代化。这样的发展观念毕竟是发展理念的进步，我想也反映出我们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调整的动向。这种调节动向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新的发展观念和要求的发展战略、政策调节动向。

第一，是城乡的问题。现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使我们面临很突出的矛盾，我想知道在座的都不是从事农业的，但是这是我们工业、服务业其他行业发展一个不能离开的背景。1997年到去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加额不到城市居民的五分之一，收入增长速度不到城市居民的二分之一，城乡收入的差距，从80年代中期一比一点八，扩大到现在三点二比一，这是我们统计数字所反映的最表层的一个关系。因为城市有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住宅其他方面国家的补贴。而农村的收入，按照我们现在统计口径他将提留都算在收入里面，用于扩大生产的，控制各种生产用品的也算在收入里面。如果考虑到城乡这么两方面的情况，现在的城乡实际差距，根据我们的研究是五比一，不是现在我们所反映的。而且，还要考虑到我们现在讲平均，平均数往往掩盖着被平均的个体之间巨大的差别，任何统计数都是如此。农村也存在巨大的差别。2000年到2003年国家统计部的调查，在农村有42％的农户是减收。所以，现在我们讲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这样的问题，在农村比在城市更为突出。

现在我们讲三农问题，已经超出了农村的范围，成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很大的一个瓶颈。那么，农民增收难，他难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是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小规模经济，我认为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点最深刻的原因。靠小规模经济能够解决温饱，很难致富。所以，这些年由于科学技术进步，统一产出率在提高，但是劳动生产力，农业和非农业之间差距在扩大。农业非农业人员创造的GDP，从90年代初期的一比三点九，扩大到现在一比五点二，经济学讲就是农业变得更不生产了，效率更低了。历史专家研究，几百年以来，中国的土地在不停的提高精耕细作，但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劳动生产率在减少，这种状况还在继续存在。这种状况也可以从农民现在的收入构成所知，现在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已经占到60％。工资型收入已经占到三分之一，工资型收入对于农民收入增加量的贡献在增大。工资型收入增加，一方面是好事，另外一方面是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我们政府也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公共关系进行调整的一个时期。一方面非农产业现在已经成长到靠自己的积累来实现持续增长，另外一方面，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农民增加收入缺少重要的支持，像农民增收搞什么，要分析他的来源。加上市场开发以后，这样的小规模农业面临大农业的竞争，所以现在农业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但我们困难在于我们的非农产业占少数，而且效率不高。农业人口占多数，就是占少数的非农产品帮助占多数农业是很难成功的，效率不高他不可能在短期拿出很多的资金。在发达国家，他是大量的非农业人口帮助少量的农业人口可以达到。所以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现在还在继续扩大。国家已经在财政、税收、公共教育、公共建设很多方面现在强调支持农业，这个三农问题，我想能做到的就是减缓这种差距扩大的趋势。抵制差距扩大强度，但这个是不可能消灭的。我想20年以后我们也不能实现消灭城乡差距。但我讲的是全国的总体情况。

现在讲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农村的问题。过去什么问题呢，过去长期的是三农就是农业生产的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粮食城市有供应，天下太平。现在讲三农问题不仅是农业生产，不仅是粮食生产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村怎样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问题。现在讲三农问题，我想应该有新的体制，新的经济增长阶段，应该有新的思路，跳出农业来考虑农业的出路。要注重从农村以外，从农业以外找更广阔的出路，我想可以概括为通过“三化”来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所谓工业化就是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改造整个农村经济。城市化就是推动大量的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市场化就是把农村的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社会化这样的轨道。这样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逐步改变现在城乡二元经济的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这个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所谓二元经济指的是城市现代化经济，同农村落后的传统经济并存，并且有比较大的差距，这样一种社会化经济状态，是国家经济落后的标志，反映了农村和城市所存在的发展水平，和制度上的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是落后国家走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必经过渡阶段，不可能从传统经济一下跳到现代的经济形势。过去有一个长期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城乡分割的政策，计划经济体制，人民公社制度，这个是靠中国经济体制延缓了社会转型的国家，从二元经济到现在经济的转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在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城市化曾经有比较快的发展，当时大家进行很多工业项目建设。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10％，那么到1957年提高到18％左右，这个相当快的。但是从1957年到1978年，农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从40％降到28％，1978年我们农业比重已经到了28％，降低了12.2％，但是城市化水平只提高2.5％，每年提高0.1％，那么我们去年的城市化是40.5％。如果按照1957年到1978年每年0.1％这样的进度，中国提高城市化水平需要200年时间才能做到，当然我们20多年时间做到了这样的水平，说明我们过去城市化滞后的很突出。当时的发展战略，比如说一些工业基地建设偏远的地区，这就很难形成一个社会生产销售的网络。这也是我们城市化滞后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战略，工业布局。那么现在我们从科技技术水平，从制造业水平，从工业在整个经济当中的比重，从这些重要的方面都能够反映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我们目前所达到的都超过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时候所达到的水平。但是，我们现在城市化，2000年大体上相当于英国的1850年。英国1850年37％，我们2000年是37％左右；相当于美国的1910年，1910年美国是41％，比我们去年高0.5％；相当于日本的1950年，就是比日本滞后50年，比美国滞后100年，比英国之后150年，就是我们工业化不平衡，也反映工业化本身进程的不平衡。所以，现在城市化水平低，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突出的问题。80年代中期之后，政策开始出台，城市化加快。去年达到40.5％，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就按照80年代改革开发以来这样城市化的进程，按照这样的速度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会达到55％。如果按照1990年以来的进度，2020年将会达到65％，如果按照1995年以来的记录，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讲会到63到65％，这也说明一个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城市还在加快。其实按照最保守估计，就是80年代改革以来，包括限制农村进程这样的，2020年我们大概是55％，农业劳动力将会从现在占全部劳动力50％，下降到30％。所以，今后中国经济城市将会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资源会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地区之间的竞争将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表现为城市之间的竞争。现在长三角，珠三角，在中国讲最有活力的发展地区，人口占全国的3％，面积占全国的不到2％，但是现在的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我想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是几亿农业人口像非农业人口转移，现在要逐步的转到非农产业，这个要延续比较长的时间。现在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大体要完成这样的过程。

按照国际的经验，城市化在30％到70％之间是加速发展的时期，那么现在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但是过了75％以后，会发生逆转，逆城市化。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发达国家城市大量人口向郊区，向边缘地区扩散，不同的城市化不同的发展结构。那么，这样一个几亿人口的变动，他实际上是一种很深刻的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几亿人口的社会进行恶化。如果搞的不好，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混乱或者振荡。为了防止避免这种社会混乱，必须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我想需要从两个方面做。

一方面就是城市建设，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关键在于为进城的农民创造就业的机会和生存的条件。城市化进度健康不健康，最主要是有没有这样的非农业的就业机会。要防止把农村的贫困，转化为城市贫困。我没有就业机会，大家都到城市。有些地方社会问题尖锐是和规模超常的扩张是有关系的。

农村方面，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要防止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有没有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成为社会的关键。现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全国有很多，完全失去土地，或者虽然没有完全失去土地，但是他的平均占有土地，已经在0.3亩以下，不足以维持生计，这样的农民统计下来就是四五千万，占总人口的5％到6％，这个是很大的数字。这些人其中相当部分是没有就业机会，甚至没有着落了，生活水平下降的。现在各地的农民上访，60％以上是同土地问题有关系的，而80％以上上访农民是有道理的。就是根据现在国家的法律政策都是有道理的。我觉得近年来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实质上是在靠农村两个方面在支持着。第一个是廉价劳动力，这种状况在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存在的情况下，工资水平不可能提高，现在很低的工资大家知道都不能够发放，就是因为大量劳动力竞争，使得劳动力商品处于很低的境地。另外一个就是靠农村廉价的土地来支持。零地价，低地价，造成低成本，我想这里有很多的矛盾，需要我们来解决的。国际上有土地私有，但这个也是有问题的。你说台湾是“土地私有”，你高速公里修到这里，这块土地是我的，不卖，台湾的高速修建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修高速公路就不一样。现在很多地方也在探讨一些办法，广东、浙江这些地方，农村拿土地搞开发，他变成股东，就像我们合资企业一样，但要探讨办法来兼顾农村和国家工业化的利益。这样我们一些开发商，一些企业在土地问题上，今后会面临比前一些年更加严峻的局面，就是增加你的成本。第一个政策就是注重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促进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

第二个大的动向，就是注重帮助落后地区，促进地区的协调发展。中国历来是发展不平衡的，发展重心历史上曾多次变化，古代中国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从东晋开始到南宋结束，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转到长江流域。古代是往往由于地理自然环境，民族的迁移，有大规模的战争造成这样的经济中心的变化。所以，古代大量是北方少数民族南进，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生产方式都是从南方过来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从19世纪60年代中国发展近代工业以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社会制度经济体制翻天覆地，整个说来地区差距是扩大了，这也说明在现阶段地区差距之大，这个没有客观规律性。改革开放以来，每个省自治区，如果纵向的比较，都有巨大进步。如果说横向比较，差距扩大了。现在差距扩大，有自然、地理的因素。好的地理农产增加十斤是比较容易的，但干旱地区同样的收获要付出更多，甚至付出那么多劳动，也有很多是做不到的。也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因素，他对市场的认同，市场的认识，原有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体制的选择，发展战略的不同，开发环境的不同等等。上海和贵州现代化程度比较好。不论从人均GDP，从每个省自治区在全国占的比重，差不多都是高的。现在国家为了扶助落后地区发展，采取了很多政策，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农村的扶贫开发计划等等，892个贫困县，80％以上是在中西部地区。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近期地区差距仍然呈现扩大的趋势。国家在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方面，还有很多的政策，从地区上讲是两个大局。

第一，继续支持东部发达地区发挥优势加快发展。因为现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已经占到全国生产总量的一半，这些地区加快发展，使得一些部分发展更快，不仅仅造福这些地方，也是全国现代化的根据地。同时在国家财政、税收这些方面帮助落后发展地区，在现代化进程当中，实现我们地区的均衡，共同的发展。

除了省自治区以外，省自治区内部也有一个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比如说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岭南山区，江苏的苏南和苏北，山东的沿海和鲁西差距很大的。上海也还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上海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面积比较大的都有，内部也有像全国一样的问题，它也是全国的缩影。现在陕西西安地区，包括大郊区的经济占到全省的三分之一，也有同样的问题。他们也鼓励部分地方加快优势，加快发展。所以应该注意地区的均衡。

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就是实现经济的社会协调发展。经济是中心，经济是基础，坚持经济建设这一点不能动摇，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经济不发展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解决，最终还是要靠经济发展，有了力量才能解决卫生问题、教育问题，这个要靠经济实力，我们现在经济发展之后，社会问题提到重要日程。经济不发展，国家不能现代化；社会问题不解决，国家也不可能长期发展。而且最终也会伤害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会持续，不过寿命不长。我觉得现在解决社会问题，第一位应该是就业。现在我们城乡的就业人口是7.4亿，比所有发达国家就业人口总合加起来还多2亿以上的，所有发达国家就业人口总量是5亿，现在新增的就业人口是1千万。加上现在我们处在经济体制改革时期，过去国有企业隐性企业变成现性事业。技术进步、有机构成提高、结构调整使得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在减少，你技术进步装备程度提高了，技术进步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资本有机功能提高是在劳动的需求相比之下进行的。这样就使得我们在按照相当长时间，就面临着就业问题。GDP每增加1％，在80年代对经济增长拉动是0.32％，现在降到0.1％，经济增长1％，就业只增长0.1％，就是单位资本在减少。根据我们研究，现在我们实际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率现在国家公布是4.3％，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以及到了就业年龄而他并没有去就业，没有去登记这样的待业人员，实际失业率在8％到10％。过去，国外的人不理解中国统计的技巧来掩盖事业的状况，下岗不是失业吗。我说下岗就是没有职业，下岗也是失业。现在我们体制下，下岗失业经济关系不同。下岗以后原来的企业会提供很多再就业的培训，发放基本工资，经济关系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再就业中心取消以后，统一管理以后，这个产业就没有了。这还没有包括农村1.5亿剩余劳动，就是三分之一。我讲农村收入另外一个算法，就是农民劳动在减少，城里面每天每个礼拜上五天班，农业首先是季节性生产。另外大量剩余劳动，很多地方是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赌钱。很多青年人没有工作，没有发挥他劳动力的机会，没有创造财富的机会。如果按小时工资计算城乡差距，我突发奇想，可能城乡差距一比五，一比三点九要小，因为他的劳动小时要少，我没有计算现在在讲的时候一时想出来的。所以，农村增收难的问题，城市的贫困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就业问题。城乡都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采取一种扩大就业的政策，这个长期需要支持。也就是在我们企业规模的选择上，注重帮助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扶持非工业经济，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就业的方式上，注重发展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势。也就是从各个方面来造成政策环境，来推动就业问题解决。我想除了就业以外，社会也真的采取低水平，广覆盖的政策。现在城市还不健全，农村除了极个别发达地区以外，基本上都可以保证农村收入。

公共卫生现在解决疾病防御的问题，在农村比城市突出，还有老的一套。这个也是我们进入社会发展特别重视的问题。我们现在60岁以上人口1.4亿，65以上的9千4百万，按照国际标准是老龄化。因为60岁以上10％以上，65岁占7％，这样还会带来持续发展。不管是谁家老人都是社会负担的。但是，现在不是缺少劳动力，刚才讲每年增加一千万劳动力，现在进入劳动力的就是80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劳动力的人数多，多于老龄化的人口。所以，现在人口也讲人口红利，劳动力人口多也是经济增长很重要的条件，这种人口红利有10到15年的时间。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廉价劳动力，否则过了2005年，老龄化多，进入劳动力市场都是90年代的。这个人口劳动力结构是很好的，老龄化问题不会长期。在35年以前，6个儿童一个老人，35年以后一个儿童两个老人。另外还有投资消费问题，经济发展会解决大量的社会问题。

第四个政策调整动向，就是注重资源、保护资源的核心问题。资源环境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是中国一家的困难。但是我们也非常突出，因为中国是人力资源比较少的国家，人口增加使得我们人均资源占有量在持续的减少，加上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正是资源耗费比较多的阶段，很多水泥钢材，现在过热的环境，就是因为它们的污染性，还有高速公路建设都是水泥和钢材。三峡的建设是50万吨钢，2500万吨水泥。所以，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阶段，高速增长又处在资源消耗多的阶段，使得我们资源压力特别大。我们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选择，生活方式的选择都要从这些基本的事实出发，来建设一个现代节约型的社会。资源最短缺的是两个：第一个是水，水就是生命。南方的污染，洪水我们不说，北方就是缺水，相当部分被国际上认为是极其缺水的地区。600多个城市，已经三分之二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水是很难进口的，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非常困难。这个要靠我们科学技术进步，加强管理，严格的节约包括提高水价等等产业结构生产布局，大量的政策来解决水的问题。有些资源例如石油，我们现在储量开采量不足以支持国内增长，必须大量进口，而且进口的比例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生产石油1亿6千万吨。有的老油田会衰减，有的油田没有重大的突破，像大庆不一样，一年五千万吨。我们还要增加进口，现在进口量占到总消费的三分之一以上。我们经常讲，比如说中国的后发优势，指的是我们技术进一步进步，能够超越发展，这都是事实。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后发的劣势呢。我认为也有的，资源就是。现在15个发展国家，从他工业化到现在他们已经消耗了全世界已经探明可采的矿产资源的50％，那么现在这些大的国家，其他国家走工业化道路有很多资源短缺的问题。合理文明的开采问题，所以资源约束是必须注意的。我们现在进口的石油50％以上来源于中东地区，其中80％以上是通过马六甲海峡运过来的，这要受到国际经济和政治、军事的国际格局影响和制约，我们要努力通过多种渠道，海外的投资，期货市场，现代化的贸易手段等等来保证我们的资源供给。开源和节流并举。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9％以上，但是我们能源消耗只增长4.2％，不到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这也是中国对世界环境的贡献。资源消耗少，而且现在我们的潜力并没有发挥出来，我们在管理存在大量浪费，还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的增长，这主要靠加强管理，靠科学技术进步，靠产业结构的调整。过了这个阶段以后，更多地发展服务业，消耗资源很少的。修铁路和办银行用的资源是不同的。所以，我想现在中国现代化资源问题和技术，还要加强管理，靠开源和节流来共同解决。

第五，就是注重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在扩大对外开放当中来促进我们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因为现代中国经济已经从封闭半封闭的经济，改变为开放型的经济。中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可以说中国现代化前途在相当程度上，要取决于中国和外部环境的关系。当然，同时中国在对于外部环境也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今年以来我们宏观调控不仅国内关心，周围的贸易对象，包括日本和韩国都是很关心的。所以，现代经济全球化遇到很多矛盾，全球化等于是两面。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它的贸易保护主义。今后国家还会遇到曲折。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来推进我们的国内建设。这个和改革开放以前不一样，和十年以前也有很大的差别。我想在座的都会有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对外部环境的感觉。我们的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政策，一直在积极地适应外部环境。我们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是供给，追求多赢，追求共同的发展。因为从1980年到2000年我们改革开放20多年，能够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是14％，现在我们统计的汇率是14％，而美国是20.4％，世界经济最大的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就是增长对世界的贡献。6月7日美国有一个论坛报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在八国集团应该占一席之地，不是开八国集团会议吗，中国没有参加，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参加讨论，世界经济很多的问题很难解决。我刚才说的14％比20.4％是过去的，因为现在中国消耗全世界的钢材和水泥占到全球的四分之一和一半，还有其他的建设材料。在十多年以前国际上就有统计，全世界的吊车50％在亚洲，25％在中国，全世界25％在中国，我想现在比重一定比十多年还要高，因为我们到过很多国家，看不见几个吊车的。美国先驱论坛报6月7日的文章，说中国现在经济增长做到13年以来日本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所以，现在中国经济增长也看到，在周边国家，东南亚地区，还有中国威胁论这种呼声比过去微弱的多，现在是中国发展为他们提供发展的机遇，一种共赢的结果。我们对境外大量出口，但是我们进口占的比例很小。去年出口占第4位，进口占到世界第3位，就是出口比日本少，进口已经超过日本了。今年1到5月我们贸易逆差，这个逆差我们现在四千多亿美元的储备，短期逆差不是问题，我们追求的是外汇的基本平衡，并不是要积累越来越多的外汇。现在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在发生很重大的变化，只要我们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贸易关系，共赢的局面也会有很多的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和摩擦，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有相当多是同发展中国家的。因为我们和他们的很多产业结构是雷同的，入口市场是接近的，有竞争的关系。这几年以来对我们倾销的起诉，有相当数量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而这些倾销起诉有半数以上我们是败诉的，这个是我们不善于应诉的关系，本来应该胜诉的，但是没有胜诉，这个就是贸易摩擦在增加。因为我们去年中国出口的服装177亿件，全世界除了中国以外，其他地方的人每人平均三件以上，我们去年出口的鞋子是50.2亿双，就是除了中国人以外，每人一双。不能总买中国服装，今年买三件，明年再买三件，这个就是怎么提高我们产品质量，打开新的销路，这个也说明你出口177亿件，其他国家的服装往那出，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后反对是墨西哥，因为他向美国出口的服装、鞋子、玩具和我们是差不多的。一个提高我们产品的档次，这个数量也表明我们的进步。其他包括家用电器、冰箱、洗衣机、空调机、摩托车这些都有类似的问题。这些矛盾在市场上，甚至包括资本市场都是一个发展国家，在经济兴起过程当中很难完全避免的。

我们要讲究这方面的艺术，提高我们的产品水平和谈判能力等等，通过世界市场经济通行规则来解决我们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但是，我们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关税要进一步降低，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那我们国内企业两年以后会面临新的形势。现在香港已经首先开放了，除此以外，双边的，多边的，中日韩还有东盟的关系……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进我们国家的建设。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和直接。国际上经济好的方面，增长有活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对我们都有益，但他的负面影响，金融混乱，经济风险同样也会影响到我们。我们要健全我们的体制，防范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这个非常重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我们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走更文明，更理智的道路。要实现我们的现代化目标，在政策上和发展战略上调整的话，有五个方面是最重要的。就是城乡的协调，区域的协调，经济发展和社会问题解决的关系，资源环境生态的保护，国内外市场的协调。 再加上我们能够不断的努力，从而改进我们的战略和政策，我们就会发展的更好，来实现我们中国均衡的，更和谐的，更文明的发展。但这方面还有政策的考核，指标的考核等等。按照这样发展观的要求发展，需要体制方面，政策方面，制度方面要采取一系列重大突破，不是一个口号。这种发展在政策上、体制上、制度上有重大的调整，这些调整有些应该做了，有些在酝酿，有些刚刚开始，由于现在国家积累关系，比如说收入的问题，这个也有很大的难度。

大家最近一定注意到了，国际讲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态度。现在学术界，包括一些政治界的人士，我想这个很是重要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套一种认同。这种认同也是一种软实力，这个软实力的影响，对像中国这样正在复苏的大国来说有重要意义。但是，应该看到我们现在也还在前进途中，三步走只走了两步，初步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我想只有我们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目标，按照我们现在新的发展观念，20多年以后，我们基本路线、政策实现了现代化目标，我想中国影响会更大。我们为此要更加努力。

问答

问：您刚才讲到战略改变的基础是经济的发展，因为没有经济的发展，其他的问题解决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我想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可能该有另外一个基础，我们更加要关注，那就是人文价值的体现。因为现在谈的很多都是怎么加强科学管理，怎么提高技术水平。但是我们人文价值怎么加强，这其中我们避免不教育的问题。所以我想问在我们新的发展过程当中，您认为教育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答：我非常赞成你的说法。刚才我没有讲人口的问题，一个是人口的控制，一个是老龄化的问题，还有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中国精神，中国文化这样的问题也许是在我们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应该更突出的提出来。就是中国的精神，中国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文化，怎样在现代化进程中与我们的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想这也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我想还不在于技术，在于人文。

问：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汽车发展？

答：现在国内和国际很关心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汽车总量和人均占有汽车量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如果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汽车的人均占有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将会如何，用多少石油，有多少污染等等。美国专家和我说，中国应该发展公共交通，不应该发展小汽车，要不不得了，我说美国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如果美国废除小汽车，都做公交车，全世界都会向美国学习。我给青年人算帐说你每天打车上班，每天多少钱，买汽车有车费、油费、保险等等要多少钱，他说那感受可不一样，例如到车站接人，打车或者坐公共汽车去是什么感觉，自己的汽车是什么感觉，更不要说接女朋友了。这就是现代化以后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问题一个是交通工具怎么选择会更文明；一个是我们汽车工业本身的发展的问题，中国汽车工业怎么发展更好，这个也是一个难题，也是很多国家面临的问题。

问：请问您怎样看待经济过热的问题？

答：现在我们讲的过热是什么呢，就是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我听一些搞钢铁的院士预测，中国在2008年，2010年对钢铁的需求会很高。我们修公路、铁路，没有钢铁怎么行，所以这种产业高速发展，也是现在国民需求旺盛的表现。但过分过热以后，就会引起运输、煤炭，再发展还有电力的问题。今年夏天高峰时期用电量会很高，不是说将来中国不需要这么多，而是现在我们发展需要调整一下步伐。既不要太快，太快我们本身不能适应。但总体来看还是好的。

问：通常情况下我们凭什么说一个或者一些行业过热？根据是什么？因为哪个行业过热不是政府说过热它就过热了。比如城市化的进程就需要这么多的钢，这是政府无法控制的。如果我们认为某个行业过热了，我们就去采用各种行政调控的手段来调控它，那我们该怎样实现市场经济的地位？究竟行政手段的调控和市场手段的调控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铁本的。为什么会关掉这样一个民营企业？我认为可能民营企业在今后中国的经济当中非常具有发展活力，但这次调控的重点是选择了这样一个民营企业，是不是会引起今后我们对民营企业一种不太正确的评价，会不会使得我们在市场化道路上走得更慢？

答：我们现在出现的很多问题，是政府行为所造成的。例如农民工不发工资，两年不发工资。为什么呢，工资已经很便宜了为什么不发呢？不发工资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它建设的规模的增加，本来能建 20个项目，变成建设120项目，不能发工资了。还有，土地问题现在这么严重，谁做的呢？地方政府做的，县政府、乡政府。所以由政府行为所引起的要由行政手段来制裁，市场行为所引起要用市场手段来制裁。所以现在宏观调控并是像你说的都是政府手段、都是行政手段，例如银行整顿纪律，这就是经济手段，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铁本的事情我看到报上的报道很多，我现在不能和你详细讨论，我希望你看看报道。

问：在农业短缺的背景下面，各地政府报批电力和核能的项目热情已经大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务院重视。有分析预测，不仅造成能源的进一步过剩，还可能严重的污染环境，造成能源危机。请问国务院如何做好能源领域的宏观调控？

答：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都去搞电力以后，很可能有过剩，这已经有专家指出了。正如现在的钢铁，我刚才讲并不是需要，需要量很大，但都去上、上多了以后，就没有市场。所有污染的问题，不仅是过剩的污染。我们中国电力，是以火电和煤炭发电为主，所以污染也是个大问题。我顺便讲一个题外的话，我们的国际竞争能力、低价商品、服装等等，如果在国际上竞争，一个是劳动力成本低，这算的是原料、布品、各种机械设备等，没有算环境成本、把环境污染留下来了，如果算上环境成本，那我们可就高了。现在有些专家提出有绿色 GDP，就是要扣除环境污染。如果加上这些的话，我们的初步成本还会相应的更高一点，环境污染这一部分，负面影响看不见的，但也是有的，这是更广泛的环境问题。

问：我想问一个关于环保和自然界的问题。王主任刚才谈到很多关于环保和自然的消耗，按照这种方式，不可能支撑我们以后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国家和政府今后几年会不会有一些政策去支持一些或鼓励一些企业生产一些绿色的产品和低能耗的产品，像远大空调一样，它生产的空调是不用电，用另外一种材料，是一种绿色空调。以后我们的国家会不会有政策支持这种企业去发展？

答：我想政策方向是有的，至于哪个企业不敢说。除了支持企业生产以外，对于环境的污染可能还需要采取一些限制手段，比如通过更多的政策来解决。因为环境问题它有一种内部经济、外部不经济的效应。比如说：我是一个企业家，最好把污水、废气都排到社会，对我企业来说成本是最低的，但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将来对于这种做法，我们可能要采取多排放多收费的原则，可以制定一个标准，什么样标准以上排放，不许你生产等等。可以用很多经济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我想对环境问题，这种行政和法律干预会更多，这也是市场经济原则下政府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对社会公民利益的保护。还有，我们生产的农药，撒放到农村，滴入农产品中，土地药物的残留给农村造成危害。将来会对生产农药工厂，苛收一种税，来补偿或者减少农民的损失。这样的成本可能由整个社会的大系统来承担。在这方面其他国家有很多好的办法，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解决。环境问题可能是温饱问题解决以后，更高阶段的消费，高消费水平消费。农民并不是没有看见他旁边小河已经变成污水，鱼已经死掉了，农民看见了，为什么还在那儿搞工厂？因为他没有就业机会，他要花钱。所以这样在经济发展以后，温饱解决了可能它要改革生产方式。这里面有经济的手段、法律的手段、行政的手段。但在我们国家人多地少，要解决这么多人就业，环境问题也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现在污染物排放增长很快。

问：中国现在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这种制度我觉得有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市场供求关系，因为有很多过剩的劳动力；另外一个是政府有意引导的，因为现在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但从长远来看，低工资制度对国家经济有很大的伤害。第一个这种方式会影响到劳动力对教育的投入，从而导致劳动力素质一直提升不上去。第二个是因为经济的替代效应会导致一些企业在科技方面投入降低，长期来会造成伤害。我知道在日本 60年代有一个强制性手段，强行提高他们居民的工资水准，从而带动他们的科技腾飞和收入的增加。中国是否有必要进行这样行政干预？

答：我们现在最低工资制度和很多地方低保差不多。很低的，最低生活需要的制度，现在低工资制是应该说是我们对外经济的一个优势。但是你说的问题，一是低工资问题，一个是工资制度里面平均工资主义的问题，高素质的劳动力、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和普遍工人差别不大。但这个只有私营经济、民营企业发展工资渠道多元化，不是从财政开支之后，这种状况正在改变，现在高水平的劳动力在很多外资企业、很多私营企业，包括一些国有企业他的差距已经在拉开。我想极力反对平均主义以后这种激励因素，要不现在为什么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上大学，他还是有这个积极性。上大学受到教育，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一生有更多的幸福。

问：全球化现在是一个大趋势，但也有人不持乐观的态度。一个理由认为中国可能会过度的引来外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认为，中国企业尽管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很少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更多的是有可能会沦为外资企业的一种附庸。我的问题是：你认为中国是否有“拉美化”的倾向，那么中央政府准备采用什么样的政策来避免这样的倾向，另外中国政府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政策增强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答：我想现在拉美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遇到的很多问题，有关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就会发生意外、社会动荡、经济停滞。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所谓新的发展观念、新的政策、新的战略的原因，尽力避免别人已经出现过的这种问题。我们的想法是：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初步达到小康水平，就目前这样一种水平，进一步向现代化前进，防止拉美国家那种情况。但现在我认为中国有很好的态势，不是拉美国家那种情况，为什么呢？首先是我们对经济一种调控、经济主导权的一种掌握，例如我们的货币制度。好多国家货币自由兑换，和美元挂钩，前些年，我们一直受到很多指责，中国政府对人民币自由兑换干预过多。拉美国家、有些国家就是因为自由兑换，经济不行，导致货币资金贬值，造成经济恐慌。拉美国家很多、过早的开放它的资本市场，他的股票可以随时抽走，这也是在亚洲危机当中，中国所以没有受到更大伤害，提高了国际威信的原因。因为亚洲危机中国能够站稳，不是因为中国金融管理特别完善、金融制度特别完善，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因为我们投资是直接投资，他在上海开了工厂就拿不走了。那些国家很多是开放资本市场、股票市场以后，随时可以拿走。这样呢等于有了一道防火墙。事实证明，包括我们市场化改革，也是在集中领导之下，来推行一种风险化改革，再用计划、甚至用计划经济办法来推行市场化改革。这也使得我们改革比较顺利的、有秩序的从一部旧的体制过度新的体制。我想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优势。拉美化很危险，很多教训我认为确实应该非常重视、非常注意，我们要避免落到它们现在这样一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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