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吴敬琏
经济学家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
2003年12月21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发展》专题报告会

同志们：

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吉林的同志们一块来讨论一些经济问题，我到这里就想起旧地重游啊 ! 可以说我的经济研究生涯是从吉林正式开始的。我 54 年大学毕业后先做了一些实习性的工作， 56 年发生了几件大事，于是开始了我真正的经济研究工作，回忆一下有两件事对我学术生涯影响最大。一件事就是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 53 年斯大林去逝，到了 56 年，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批判。召开了一个工业经济核算会议，会上赫鲁晓夫说苏联斯大林时代经济体制是没有效率的，要改革。他举了一个跟我们有点关系的例子，是莫斯科一个汽车工厂，原来叫斯大林汽车工厂，后来叫利哈乔夫汽车工厂。这个汽车工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个分厂，它生产的型号旧了，就把这个汽车厂的设备、设计都卖给了苏联，建了斯大林汽车工厂的卡车车间，这个卡车型号叫 ZC150 ，它是 46 年投产的，到了 56 年，十年没有改型，可见技术进步缓慢。是美国淘汰了的型号，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一年我们的一汽投产，一汽的解放牌汽车就是 ZC150 ，当时有的人认为搞不好斯大林汽车工厂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的工业企业要改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解放牌汽车是 86 年改型的。就是说三十年没有改型，这个时候，我们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根据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对苏联体制进行批判提出来要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于是“八大”以后，国家就组织了全国体制调查。我自己参加过这个调查规模很大。就因为“八大”决定了要对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所以先要对全国主要是对工业企业进行一次调查，各个部都组织了，我参加过好几个部的体制调查。首先参加的是轻工部，轻工部的调查就是在吉林进行的。去过开山屯、石岘、吉林造纸厂，是当时轻工部造纸的基地，还看了长春橡胶八厂。那个时候提出的问题好像跟我们这次改革提出的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两样，就是管理的过多统的过死，要求扩大企业自主权等等，应该说从这个地区开始，我整个几十年就是跟国有企业改革结缘了。那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的眼界就比原来的设想要宽阔一些，后面我还要讲到我们原来这种改革的基本战略可能有问题，所以它的成效不行。如今二十多年的改革取得这么大的成效，我想原因是改变了原来的这个路子，这个路子就是盯住国有企业改革。我们开辟的另一条道路就是把重点放在体制外，然后通过体制外新的市场导向企业的形成，再影响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这条路就走得比较顺，那么我们一些工业基地它要走这条路有些困难，所以改革就变得滞后，今天这个题目可能不是我们最关心的事，这里跟沿海地区的差异比较大，所以要做点调整，下面我离开讲稿讨论一些问题。

今天准备从六方面来讲经济形势和展望，先简单介绍一下经济情况，然后再来分析第二点和第三点，即它健康的方面和不健康的方面。现在的经济形势增长的非常快，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健康的，是有实际的企业活力支撑的，另外一方面从宏观经济来看它潜伏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当前就暴露了，但是从中长期去看它有相当大的风险。那么第四个问题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风险，它的症结在什么地方？然后第五、第六个问题讲一讲我对于对策的一些设想。

先讲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形势。实际上从 2000 年开始，在北京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就是政府方面说已经出现了重大转机，但是经济学界多数人认为没有出现转机，就是所谓出现“拐点”还是没有出现“拐点”这个争论。后来从 2001 年看起来确实已经过了“拐点”，经济向好，这种好的形势有点小波动，就是说去年、前年末美国经济陷入危机，欧洲、日本也不好，所以对我们国内经济有一些影响，在季度之间有一些波动，但是总体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那么到了今年第一季度就表现的非常的好，第一季度增长了 9.9% ，实际人们估计可能还要高一点，但是到两位数就是一个很高的增长了，所以留一点余地吧。第二季度出现了“非典”的冲击，原来估计“非典”的冲击会很大，只有很少数人认为不会有太大的冲击。认为冲击大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结果情况不是这样，到第三季度就强劲的反弹，一到 9 月份是 8.5% 了，所以统计局说今年大概是 8.5% 。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不止，不过这个争论对我们分析大势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就不去讨论它。总之，今年会是 8.5% 以上了，而且是个很高的增长率，甚至有些人认为超过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所谓潜在增长率就是说现有的效率状况和我们的资源条件可以实际达到的最高增长率。如果没有通货膨胀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增长呢？一般估计这个潜在增长率大概就是 9% — 10% 这个水平上，这个图可以看到从 92 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情况，黑颜色矮的一个是 GDP 增长，蓝颜色的一个是工业值。从这个图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从 2001 年出现了转机，然后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市场经济它是有波动的，有增长期、有衰退期，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增长期比较高的部位上，现在的 GDP 增长率跟上一次高峰大致是相同的位置，上一次增长的高峰是在 92 年，在图上看起来 92 年、 93 年增长比现在还要高。当时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92 年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就掀起了新的改革和发展的高潮，但到了 3 月就已经有个别的领导同志提出了经济出现“过热”，那个时候引发了一场很大的争论，双方都相持不下，后来到 4 月底，小平同志通过江总书记有一个批示，认为发展是硬道理但还是需要讲究效率的，也算是对争论的一种表态吧，不过不是正面表态，所以这种争论平息了几个月。到了 6 月份，争论又起，在学术界叫做“热”、“不热”的争论，在中央的领导机构里这个争论就更深刻一些，当时出现的这种情况是过去没有出现过的，是对宏观经济学判断的重大分歧，所以这个争论就延迟了很长的时间。如果从 92 年 3 、 4 月份算起，一直到 93 年的 4 月，有一年的时间，小平同志做了一个判断就是经济过热不利于发展和改革，而且小平同志提出治理办法之后，改组中央银行，就是中央银行换领导，发文件要整顿金融，要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小平同志一些具体的指示。中共中央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从 6 月份开始采取行动，就是我们知道的 6 号文件，另外党中央在 93 年的 11 月，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 50 条决定，从根本上改变机制、改善治理经济环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总之，因为领导层里面的意见不一致，所以治理、不治理，热还是不热，这个问题的判断就拖了一年的时间。在 92 年的下半年，经济增长率走势继续向上，到 93 年甚至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虽然在领导机关是一致了，但在民间还是不一致。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在开会的时候，北京有 100 位经济学家在开讨论会，那次我们刘院长从上海来了，他讲了发展不光表现在增长速度上，后来遭到北京经济学家的围攻，所以有点不是那么正常，跟今年的不完全可比，但我想说这个判断可能是大家很一致的判断，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周期。下面我们就来看这个新的增长周期如此之强劲，它是不是有我们实际经济力量的支撑，是不是有我们微观的基础，就是说企业的基础。 92 年那次增长周期有一点是由于在 88 年到 91 年期间经济上有一点停滞，经过南巡讲话以后，大家精神振奋，潜在于各级干部、企业和普通老百姓对于发展、改革热情基础之上。而这一次新的增长周期，我认为它有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是从上一次周期以来，经济关系调整到位了，特别是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经济改革有了很大的进展，十五次代表大会应该说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大会，特别是对我们的改革来说，这次大会确定了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江总书记的报告里面，提出来要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来调整、完善我们的所有制结构。十五次代表大会有三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关于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原来主要提的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但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就变成了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方面还是原来说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另外一方面就是叫做布局调整，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十五次代表大会明确国有经济要控制的就是所谓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所有的部门都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那么按照这个精神，有进有退的调整布局，首先就是放小。放小的问题 93 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就提了，不过一直有争论。山东诸城（音译）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国有企业基本上放开，另外把全部的乡镇政府所属的 200 多个中小企业全部放开了，当时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说是不是卖光了家底啊，是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啊，虽然后来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也肯定了这样的经验，但从全国范围来说并不把它看作是党的方针。十五次代表大会肯定了这一条，十五届四中全会加了一个中型国有企业，放开搞活中小型国有企业，这就是一个代表大会的方针了。但各省还有区别，最近我到了湖北去，他们好象放中放小这个进度相当的差，但决大多数省份这个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接下来的就是大中型企业，在一些竞争部门如何退出的问题。按照十五次代表大会，各地也做了很多繁琐的工作，创造性的工作，有些地区中型甚至大型的企业已经全部按照十五大方针进行开放搞活，江苏的苏南地区是去年解决的。总之，从 97 年以后就有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比较容易进行。因为一方面有资金积累的问题，企业家人才的问题，还有一个市场规则的问题。如果没有大量的中、小型非国有企业，你只盯着国有企业改革是很难进行的。也许在十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对国民经济起更重要影响的是非国有企业的发展，或者叫民营企业的发展。十五次代表大会有一条叫“正名”，为非国有制企业正名，就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它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十五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上说，从意识形态上说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所谓国有企业入“正册”，集体企业入“副册”，非公有制企业入“另册”，打入另册这种政治根据就不存在了。所以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要求，他们都可以发展。当然中央这样一个方针政策在各个地区的贯彻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在沿海地区贯彻的比较好，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甚至山东也还可以，从渤海湾一直到广东地区又出现了新的局面，特别是 98 年初出现了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分流不出去的情况，变得非常严峻，每年的新增下岗人数大概是 600 万至 900 万之间，可是分流出去只是少数，多数都没有分流出去，形势很严峻，当时中央就决定在 6 月份召开一个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安置的会议，在准备这次会议的时候国务院领导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就是原来从劳动部来说，还是按照 97 年的想法， 97 年的主要想法就是用了上海的经验，在每一个城市设一个再就业中心。实施的结果是多数地方都运转不了，在上海是可以的，因为上海的浦东开发，新的就业机会还有一些，第一批人进了再就业中心，通过训练然后就出去了，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有许多地方没有新增的工作岗位，第一批进去以后，就堵塞在里面了，第二批就进不去了，那个时候如果说按照原来的思路，劳动部当时为了这个会议准备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是提出来每一个企业都设立一个再就业中心，那么这个就没有意义了，跟原来的不就一样了吗？当然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措施。在征求意见过程中，许多人不约而同的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这个思路用过去的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刘敏学同志的话说，就叫做私人企业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分流的主渠道。当时我也参加了那个会，我说的是中、小型企业不可能是国家去办的，它肯定也是非国有经济企业，也就是民营企业，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工商联的朋友们还提出了过去几年的数字，发现分流的几百万人，主要是民营企业或者是自己创业或者是在老民营企业就业，所以就使得国有企业想办法帮助中小企业发展起来，它们才能创造出就业岗位来，不然你往哪走呢？不但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还有大量的农民。下面我还要说解决“三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把大量农村的多余劳动力转到非农产业就业，不解决这一条你怎么弄农民都富裕不起来，没有办法富起来。那么到哪儿就业呢？我们能不能再投资搞一些国有企业让他们再就业呢？那不可能，财力也支撑不了，就要靠民间的中小企业。再看一看各地区的情况，有些地区民间的中小企业发展的快、发展的多，这个地区就业问题就不严重，甚至几乎没有。按照我们的衡量标准浙江省就没有下岗职工就业问题，它自己还是说有了，有几万人。你给他介绍工作，他不愿干，要求很高。在我们内地，照西部的标准看，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定了这一条以后，有了这个思路以后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对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的开放，组织信贷公司来帮助民营中小企业融资，一直到开展培训辅导这种服务。比如说，有一次会议上朱总理当场就拍板要求人民银行马上组织调研，马上发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设立中小企业信贷机构。还有一次决定了经贸委设立中小企业公司，专门来为中小企业服务。 98 年形成了思想，但贯彻情况不同。比如中央机关说要消除民营企业的准入障碍，到了前年 12 月份，国家计委才连发了两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准备工作搞了好几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的就更明确了，所以这样一来发展民营企业就变成了党和国家的政策和方针。所以在 98 年以后，民营企业的发展就大大加快了。各个地方的情况不同，最快的就是浙江，从浙江省的发展情况看，可以看到这项措施的重要作用。浙江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一个中等偏上省，在北部地区，如杭州、嘉兴、湖州主要是自然资源非常好，一直很富裕，农业非常好。东北角上的宁波是旧中国的工业重镇，在上海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上海当老板的宁波人最多，那里的经济水平是非常高的。南端的温州地区是穷山恶水，没什么资源，经济水平发展很低，由于它离台湾太近，解放后国家没有投资办企业，基本上没有个像样的国有企业，最有名的企业就用手工玻璃钢做船。在改革开放以后，它就发展起来了，有的人说是因为它有特别的文化传统，过去很多温州人以修鞋、弹棉花、做裁缝为生的人很多，这种人走南闯北，见识很多，都是手工业者，之所以发展起来，或许是因为他们把劣势变为优势。劣势就是没有国有企业，而没有国有企业它可以转化为优势，这优势有两点：一是当我们党的工作重点转为经济建设以后，当地的领导当然希望经济发展起来，人民富起来，它又没有国有企业可依靠，那么怎么能富起来呢？于是他们就给农民企业家开绿灯，甚至有时候当中央去查办时，他们还会给挡一挡，这是一个优势；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没有国有企业在边上说闲话，什么假冒伪劣啊，什么挖墙角啊，而没有国有企业也就没有强大的竞争者，所以发展起来也很容易。

九十年代初期，假冒伪劣产品很多，当地政府不是以简单的取缔为办法，而是采用完善市场，规范市场的办法。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全国经济向上发展的时候，温州的商人已经满天下了，在浙江全省，温州的经济变成最好的了，于是浙江的中部地区、北部地区也要试改了。一方面有乡镇企业，一方面有国有企业。但是这个地区的乡镇企业不是温州模式，是苏南模式。是基层政府的乡镇企业，而不是温州的私营模式。九十年代中期，宁波等地区的乡镇企业也改制为温州模式。到九十年代末期，全省的经济蓬勃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到全国之首，只低于上海、北京，不过它不像上海、北京农村人口很少。江苏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个带头省份，苏南做为基层政府的乡镇企业典型地区，这种企业规模小的时候生龙活虎，很有竞争力，越大就越像国有企业。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苏南经济已经很糟糕了，穷则思变，当时，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大批人到温州去学习温州的农民是如何发展企业，以便自己改制。在世纪之交，苏南的乡镇企业基本上改制完毕，随后苏南地区就发展起来并大有超越之势，苏南的发展一是因为底子好，二是对外经济关系非常强大，它有一个重要的优势是环境投资优势。其中，苏州的一个工业园区起了很好的作用，它过去叫“新加坡工业园区”，被称做“邓小平、李光耀工程”，这个开发区与别的开发区相比有一个特点，别的开发区是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管理、引进市场，它多引进一项叫引进新加坡的“管理软件”，什么叫管理软件呢？人们都以为是 ERP ，企业资源的管理。它不是，它是新加坡政府管理经济的全套规章制度，当时我在搞园区的时候，有人说新加坡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怎么能用它那套法规呢？所以就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工业园区的主任过去就是市长，包括市里面一些主管经济的干部，不但都来听新加坡的官员讲课，而且在新加坡政府里面上岗实习，所以它的投资环境特别好。苏南地区首先是苏州其它开发区的竞争对象，它怎么搞别的地方就怎么学，前几年出现了一个台资企业北移的现象，就是移到上海和苏南，为什么北移？有不同的说法，我们也做过一些调研。据台商自己讲，上海和苏南地区最大好处是投资环境好，有两条：一条是治安环境比较好，另一条是法制环境比较好。比较廉洁，有效率，是善待企业家的一个好环境。总之，沿海地区就成为全国经济的一个龙头，带动了全国经济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图可以看到 GDP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从业人员比重，税收比重和进出口比重，从 92 年到 2001 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就是民营企业占 50% 以上，民营企业总体来说要比国营企业效率高得多，所以 2000 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纵坐标是 GDP 的增长率，横坐标是在工业里面民营企业占的比重，可以看到这两个指标是正相关的。最近两年有一些地区很快的往前赶，赶的快的地方，它的经济增长情况、发展情况就有很大的改善，这是一条出口线，出口上面紫色这条线是民营企业包括外资在出口中间占的比重，下面一条线是附加值高的产品所占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这两条线是完全平行的，出口有一个很大的间隙就是数目量很大，但附加值很低。这些年来有改进，这个改进当然现在还是附加值偏低，是跟开放国有外贸公司以外的出口同步的。上面就是想说明我们新的增长周期是有实际的经济力量，是有企业效益做支撑的，所以它应该说是健康的。

下面还要讲不健康的一面，就是争论很大的“热”还是“不热”。 92 年、 93 年争论的时候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就认为这是现象，我当时说了一句话，不要争论这个热不热，重要的是要讨论改不改，现在，我想引导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说我们刚刚从需要不足出来，现在我们的货币政策仍然是服从这个需要，所以现在不能谈到热的问题，是适当的要保护这一轮增长，不要踩刹车；另外一种观点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肯定出现了过热，主张采取适度从紧的政策，一些领导同志在讲话中谈到过这个观点，我、还有主要传媒和经济学界也是这样一种观点；刘国光教授他们是这样一种观点，局部出现过热苗头，国光的说法还是说离全面过热的说法比较远，所以不要从总量上吸收，去调那个投资过热的部门，让这些投资过热的部门适当降温。我个人认为，我越来越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国务院在每一个季度结束后请专家参加温总理主持的分析会，在第一季度的分析会上两面争得很厉害，一面说很过热，另一面认为不能够说过热。气可鼓不可泄，我说我拿不定主意只提一条，各方面都畅所欲言，不要扣帽子。到了第二季度分析的时候，我就认为好象出现过热了，到第三季度分析的时候我认为肯定过热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从正面来说所谓过热就是总供给少于总需求？怎么来看总需求呢？我们讲的总需求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有购买能力的需求就是发了多少票子，就是货币供应，口袋里有钱可以买。如果假定货币的周转速度不变，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减掉 GDP 的增长，那就应该是物价上涨，当然因素很复杂，因为周转速度可以变，从货币供应量增长来说，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它从 2000 年以后就一直上升了，特别到了今年，上升了 20% ，即使我们的 GDP 增长了 9% ，那么还是有 10 个百分点以上的票子是没有实现的，是会造成市场压力的，这是从正面来说这个问题。需求这样的增长它总会出现一些产品或一些资源支撑不了宏观经济就会发生问题。从今年第四季度，特别到了年末，发现有一些资源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了，年初沿海向浙江这些地方已经开始拉闸限电了，现在开始全面紧张。我刚从深圳回来，深圳的党政领导同志急得不得了，原来以为西电可以东送，现在西部地区的省份告诉深圳，我们自己电已经不够用了，所以市委书记亲自查问，我们从北方运来装煤的船装完了没有，三天不到电厂就要停了，到了年末的时候，除了电力，钢材、能源也全面持减，而且生产资料价格涨的很厉害，钢材涨了近 20% 。据有的用材单位告诉我说，钢铁企业的联合会通知用钢大户明年 1 月 1 号提价 19%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农产品上涨，农产品涨价不能判定为通货膨胀，它不能是局部性的，通货膨胀是物价总水平，不是个别价格，因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有一个连年减产的问题，其他的消费品现在还看不出来。那么认为不过热的呢，他提出来就是没有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是消费品价格，就是消费物价指数上升。消费物价指数 11 月份是 3 ，因为过去我们多年都是负的，这个指数不能说明显的出现了通货膨胀，一般说消费指数在 3 以上连续出现了 6 个月可以叫温和的通货膨胀，他们说没有出现通货膨胀就不能说出现过热，这个说法有点问题，这个判断隐含的原理就是说过热，直接表现为通货膨胀。这个隐含的原理本身站不住脚。有两点，一点我后面再讲。货币超发了，不一定到了消费品上去，所以它不一定表现为消费物价指数的上升，而现在我们是把通货膨胀直接与消费物价指数联合起来，换句话说货币超发不一定表示为通货膨胀，即使表现为消费物价的上升，在时间上还有一个滞后期。人的购买力增加，人的口袋里钱多，消费行为并不马上改变，这个月拿多了，下一个月工资又多了，再下个月又多了，累积起来消费行为才会改变，而且有可能时间相当长。比如外国人的研究说，这个滞后期会是 12 个月以上，所以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是从生产资料今年这么涨来看，最后它会传导到消费品上去，就是说厂家的消费成本提高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购买力，那就会有大量商品积压，这个时候它会迫使中央银行拯救企业，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是生产资料没有涨，是厂家在涨。我们看一下，货币供应在增加，增加在哪儿呢？就是“销”。需求是两个需求，一个是消费需求，一个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没有怎么涨，而且是过去几年消费几乎没有提高，特别是农民的消费，甚至实际上现金购买力还降低了，这个原因在哪呢？在投资，投资的增长太快。所以这就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投资的增长太快，而消费增长不快，所以消费物价指数上不来。这个图是第三季度末的情况，那个时候根据这个图来看，今后也不会出现消费物价的上扬，不过最后一个季度情况有些改变，不能排除消费物价指数，就是通货膨胀会在未来的几个月发生。投资增长得太快，去年增长 20.5% ，今年增长 30.5% ，一年就增长了 30% ，两年多就翻一番。投资是贷款支撑，今年上半年银行贷款几乎相当于去年全年，一万八千六百亿，今年贷款大概要增加三万亿，去年增长了一万八千亿，就是说两年的时间贷款几乎增长了 50% ，这就是比较大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讲到我们当前遇到的经济问题，中间有一条就是贷款增加过速，贷款增加过速最重要的就是贷去投资房地产，房地产是一种资产，它有二重性质，一重性质是消费品，一重性质是资产式投资品。现在如果全是消费，这个问题不大，它就表现为上涨，因为人都要住房子，所以价格也是上涨的，作为消费品的住房就怕那个投资品，投资品的价格是可以自我支撑的，它涨的越厉害，买的多。反过来开始有人抛了，但越抛就越跌，越跌就越抛，就要发生大的经济波动。现在投资买房的比重，特别是高档房占了很大的比重，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有比较大的问题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如钢铁投资增长，基建，还有汽车，汽车现在是大热门。上个星期审计局副局长有个讲话，说投资没有过热，投资只能带来效益，不会带来泡沫，这个是值得怀疑的。一次在候机室里碰到一个本田的经理，说发改委研究所有个报告，到了 2005 年，我们的汽车产量是 1000 万量，而国内市场容量是 500 万辆，他问我对我们有没有影响，我说对你们本田的影响不大吧，你们是全世界有名的企业，在广东生产，又加上中国的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你们在国内销不了的，可以到国际市场上卖。但是有些企业可能就惨了，出又出不去，国内市场又销不了，那怎么办？钢材也有这个情况，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最近有好多海内外经济学家指出，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中长期的危险，我们知道 94 年的时候美国经济学家科鲁格曼（音译）预言东亚要出问题， 94 年因为世界银行刚刚发表一个“东亚奇迹”的大型报告，科鲁格曼来了一条，“东亚奇迹”这个“神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于是我们东亚有一些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对科鲁格曼进行大批判。三年以后，东亚果然出了问题。科鲁格曼为什么能做出这样一个预言呢？他当时用了华裔经济学家刘尊义的研究，还有一个韩裔经济学家的研究。增长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就是投入增加，另外一个来源就是效率提高。所谓效率提高就是单位投入的产出增加，增长只有这两个来源，发展比较好的国家它主要是靠效率提高。但根据刘尊义的研究，东亚的经济发展，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资源是有限的，投入维持不了很长时间，这对我们中国特别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的资源比马来西亚还要差，我们平均占有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藏资源、森林资源都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以下。科鲁格曼在后来出了一本书叫《萧条经济学的复归》，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讲到东亚，他提出一个投资效率的指标，这在我们经济学里是个常规的指标，这个指标叫 ICOR ，叫做增量资本产出率。这个指标的分子是增量资本——就是投资，分母是增量产出——也就是每年新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含义是什么？就是你要增产一块钱的产出，你就要投入一块钱，比如东亚这些国家， ICOR 增量资本产出率是 5 以上，而发达国家一般是在 1~2 之间，就是投 1 块钱就可以增产 1 块钱，资本增加 1 块钱、 2 块钱，产出就增加 1 块钱、 2 块钱，而东亚要投 5 块钱才能增加 1 块钱，所以一些东亚国家不能不拿出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新增财富来投资维持高增长。新加坡每年 40-50% 的国民收入都要投进去。西方一些国家的投入只占国民收入的 10~20% ，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讲了多年的外延式增长，增长方式有问题，就是粗放发展，而不是内涵的增长。我们“九五”就正式规定了转变增长方式，不过他用了另外一个语言，增长方式和语言是苏联人的语言，西方的经济学家用 ICOR 表示。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 ICOR 从 91 年到 94 年期间就在 2 的水平上，就是我们投进入 2 块钱，资本增加了 2 块钱，一年的生产总值就增加了 1 块钱。 95 年以后开始上升， 99 年到今年达到 5 — 7 的水平，就是说每 5 — 7 元钱才能增产 1 块钱。今年上半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经济问题有一个分析指出，去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靠投资的部分占 42% ，今年还要提高，就是说新创造的财富一半是靠投资获得的，靠效率提高的部分太少了，这是个大问题。为此，有些经济学家提出要有危机感。有两个分析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中一个是美国新桥 ( 音译 ) 投资基金的首席执行官叫单伟建 ( 音译 ) ，在《华尔街》日报上写了两篇文章；另外一个就是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连涛，还有中国的王元（音译），他们三个人写的文章也是分析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商量过，但意思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是个潜在的危机，如果你不处理它，它暴发的时间不会太远了，在 2006 年以后这个危机就要呈现。海外有一些人怀疑我们这个增长，说是假的，单伟建说是真的，但是里面有很大的问题。他举一个小的模型，就是把一些本质关系抽出来，这个小模型有三个主角，第一主角就是我们的企业，主要讲的是国有企业效率很差，说它消耗的财富比创造的财富要多；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的职工，我们有大量年龄比较轻、斗志比较好的职工在企业中进行生产；还有一个角色是银行，这三个角色它的资金流程就能够保证无效的生产能够持续进行下去。怎么进行的呢？这些年青的工人创造了财富得到了收入，经济学里有个理论叫做生命周期，就是说人一辈子创造的财富，会跟着一辈子来消费的，并不是创造了财富马上来用掉。年青的工人把一部分财富就存到了银行里，银行是国有银行，他是准备将来用的，银行就拿来贷给企业回去经营，经营的效率很差，银行的钱就还不了了，不要紧，只要是企业开动，工人生产就又创造了财富，有一部分他又存进了银行，在我们实际生活中就叫用新存款稀释不良资产。它又有了资金来源，它又贷给企业，企业又可以进行新一轮生产，虽然它生产的收益很差，创造了好多不良资产，但不要紧，只要工人进行了这轮生产，他又得到了钱，又存到银行，当然后果是银行的不良资产积累的越来越多，但只要流程能够进行，这个生产高速度增长还是可以的。但是他说要有两个条件，一是银行垄断，一个是年龄结构要年青，这两条不能长期保持。 2006 年人民币业务全面对外资银行开放了，这时候如果年青工人他将来用的那部分钱，不存在国有银行里，存在外资银行里，而外资银行贷款是要研究有没有风险的，企业效率差它不会贷给你的，这样就中断了，断了以后就出大问题了。另外一个年龄结构，年龄结构现在预计到 2011 年， 2012 年老龄化就显现了，老龄化以后，取钱的人就比存钱的人多。沈先生也做了这样一个分析，他们加了一条，他说他看了“天下粮仓”电视剧，就老在思考，我们不要到那一天，年龄结构变了以后，老年的人就要去银行取钱，他心里想我的财富都存在粮仓里了，存在银行里了，等去取的时候打开一看是个空仓，这时候就麻烦了，这时我们银行里的不良资产还在积累，他那个时候存进去的财富已经变成不良资产，他说“天下粮仓”让他苦苦思索，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这个结论不是消极的，他的结论就是说现在就得动手，赶快防止这种情况出现，不要等事情出现了，那就来不及了。那么怎么办呢？那就是要改革。我还要说一条，近两年来这个投资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行政主导的。过去可以说是国有企业扩张冲动，跑步前进，现在是各级党政领导，好象是十六大前就开始了，那时叫“形象工程”。就是说新的领导上台以后，比形象、搞“政绩工程”，党委做了决定，把财政、银行各方面都找来，哪个企业来承办，财政出多少钱，银行出多少钱，其他各界保驾护航，出现了这种奇迹、那种奇迹。有的人分析说没问题，投资都是企业投的，出了问题他们自己负责。这种分析就没有看一看企业背后是谁，钱到底是谁出的，包括我们现在民营企业投资，大部分都是银行的钱，这个问题很大，所以我们要急早动手，加强处理。从短期对策来说，现在有一种意见，是从局部过热导出来的。宏观经济出现了局部过热，但没有出现全面过热，所以不能用货币政策，怎么办呢？得抑制那个过热的部门，去调那个过热的部门，用行政干预的办法，用审批的办法去抑制。比如说对钢的投资，对电厂的投资，现在管的都很紧，但我很怀疑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从理论上说，这个判断就不对，就是说宏观经济在局部上出现了过热，这在逻辑上是不对，宏观经济讲的是总量，总量出现了局部过热这句话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这还是计划经济的框架。计划经济宏观又是微观，所以可以这样说全局没有过热，哪个部门过热了，就去调那个部门。市场经济不是这样，市场经济宏观和微观是各受一个东西调解的，宏观总量是受政府调解的，微观和结构是市场调节的。一个标准的市场经济，政府只能管宏观、管总量，至于说哪个企业、哪个行业，那是市场定的，所以这句话如果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来说，就不对了。宏观经济不能说局部过热，宏观经济就是热或者不热。至于微观，哪个部门长了，哪个部门短了，基本上由市场来决定，不能够由政府来决定的，政府主要是采用审批制，如要重复建设啦，三大三小，除此之外一概不许建，结果就是江总书记说的三条大狗、三条小狗、一群野狗，狗咬狗，那么现在还是用这个办法不行。钢铁就用过这个办法，宝钢的总经理在《金融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讲道，审批的结果就是 500 万吨以上规模的占去年全部钢铁投资的百分之六点几，其余的全是 500 万吨以下的，而且 100 万吨以下的占 35%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普通钢的话，没有一千万吨的规模效应是不行的，根本没法竞争。我们去年是大上钢铁，百分之九十几没有规模效应，大的管住了，小的都管不住，我们的各个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积极性，它们有办法绕过去。这种教训过去多的是，像宝钢就面临很严峻的竞争形势。韩国的朴相把在中国的总部建在宝钢的对门，朴相的负责人曾对刘院长说过，宝钢不在话下 ! 宝钢是不是有能力和它竞争呢？完全有能力！宝钢是个很好的大型国有企业，可是它一个扩建项目批了两年才批下来，所以我认为还不应该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市场经济短期调节看来方法还有待改进。中央银行今年出台了这样一些措施，方法上可能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总的方向是对的，而且有可能实现短时期的软着陆，就是把过热稍微降点温，让增长拉长，如果全党认识一致的话，不见得是很难的事情。从长期来看，就要靠改革来解决，就是说提高效率根本的一条就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讲的完善我们的市场经济制度，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各项改革制度是防止中长期出现风险的最根本措施。

我一开始说准备的东西跟同志们关心的问题可能不完全吻合。我们背景考虑沿海地区多一些，沿海地区有些已经解决的问题，中西部地区还没有解决，所以中西部地区就要补课。完善需要有初步的基础，有些地区初步的基础还没有建立，那么怎么建立初步的基础就要考虑的多一些。对于吉林来说，这一条还是比较切中我们的弊病，就是“三农”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比以往所有决议在“三农”问题上的份量都重，而且就具体的措施来说，解决“三农”问题也最充实。在十六大前，江主席曾就“三农”问题举行一系列的座谈会，我提供给座谈会上有一篇文章，讲“三农”问题的根源有很多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农村人口太多，而每个人占有的资源太少，这是从经济上说。所以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有其他的措施也只能起到小辅助而不能起根本作用。根本的解决就是把农村剩余的劳力转移出来，转移到城镇的“非农”产业区，要使他们转移出来就需要民营的中小企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我的记忆，中央的文件上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做为一个重大的问题提出来，而且有配套的措施来加速这个转移。当然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从沿海来说是前几年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像我们这样的地区还没有完全解决。湖北的同志告诉我，湖北民营企业的比重也是很低，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这是非常伤脑筋的问题，我要说到，在东欧经济学家讨论改革战略的时候，匈牙利的经济学家提出一个分析框架，他认为有两个战略，一种叫“有机发展战略”，一种叫“全面发展战略”，他认为只有“有机发展战略”才是正确有效的战略。在东欧来说，匈牙利是属于第一种战略，俄罗斯则属于后一种战略。有机发展战略工作的重点是改变从下而上生长起来的私有企业的条件，如改善市场转入、产权保护、市场环境等条件，使得私有企业能够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这种战略也搞国有企业的改造，但是它把重点放在私有企业的改造上；后一种战略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上，后一种战略不行，不管在哪种条件下改革，国有企业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没有民间的资本积累；第二没有企业家，企业家要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国有企业里面也有企业家，但是人数不是很多。在小企业的生长过程中，企业的领导者在市场里摸爬滚打，拼搏中就会产生出很多企业家；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形成市场压力，改了以后才会有竞争力，只有有大量的独立企业成长，市场的竞争规则才会被大家所接受。国企是另外一种规则，是跟领导打交道等规则。我们虽然一直说从 50 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心环节，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在我的经济学生涯中， 56 年就来到石岘、吉林造纸厂、开山屯、橡胶八厂，后来到 80 年代后期我又来过一次，到橡胶八厂去看过，那时搞承包每一次改革都说见效，但从后来结果看还是不见效，实际上我们的改革从哪开始呢？农村！农村承包制其实就是家庭农场，然后就是乡镇企业，然后就是温州老板，有些地方脱贫我看也是从这开始的。我在西北部地区包括内蒙的沙漠里面，这里的娃哈哈矿泉水都是四川德阳的。德阳青县过去是贫困县，它是怎样脱贫的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也是四川人，他对口支援的时候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支援方法，他把温州老板带去，什么可以投资，你就在这投。娃哈哈是浙江省的企业，看这个地方虽然落后，但有一条好处，没有工业，水质很好，所以娃哈哈在西部、北部地区都是用的德阳水，德阳三年脱贫，它本地的企业家也成长起来了，我就不具体讲了。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金融体系的改革，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吉林省的银行不良资产是全国最高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看来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有不少的问题，我最后只提一点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政治改革从十五大以来一直提但进展并不快，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治改革也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好、提升政治文明也好，它都牵涉到一个自我革命的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里面关于党和政府这两条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另一条就是把从一个管治型的政府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就是怎么创造来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跟我们讲座主题有关的就是关于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怎么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来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一次政协党委会是专门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的，我们那个组讨论得非常热烈，认为要落实一些难点问题才能得到解决，大家都承认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中长期危害很大，但在现有体制下很难改，首先就是干部考核标准， GDP 上不去干部考核就不行了就有问题了，你不改它怎么号召不要乱投资，他还是要搞。还有财政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还讲了一个投资体制改革。投资过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党政领导机关决定企业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产业太大，很多地方都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来组织这个奇迹，它可以直接决定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工作重点、投资重点。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

吴敬琏教授现场答疑

1．问：私有制不是我国的经济制度，但私有化却是目前发达地区最显著的特征，是否也是东北振兴的今后方向？

答：私有化比较复杂，一个是在语意上的，另外一个它与政治目标有个衔接的问题，但私有化最重要的还是语意。鼓吹私有化最厉害的是福里得曼（音译）， 88年他在中国访问的时候，在北京所有的活动我都在场，关于私有化他的含义与我们经济学界是不一样的。他认为所谓的私有化就是国家不要垄断企业财产，企业财产可以自由交易就叫私有化。一个企业可以有共同基金、养老基金政府也可以有。都可以自由交易，这就叫私有化。在场的马洪同志就说：你说的这个“私有化”我们叫它“多元化”、“股份化”，你说的这个“私有化”我也可以接受，不过我不懂你为什么“私有化”？当翻译向他译过去后他回答不出来。第二天他来做报告说：“马先生昨天问了我一个问题闹得我一夜没睡好。我说的‘私有化'就是你们说的‘公有化'，我这个‘私有化'比你们的‘国有'还‘公有'，所以我说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其实他没懂，我们中国很多经济学家说的“私有化”就是一定在个人的包里面才叫做私有化。西方人并不这么看，所以“私有化”这个说法引进来就引起很多定义上的问题，在我们中国应该怎么办呢？就是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十五次代表大会指出：“公有制不是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种说法把苏联的教科书都打破了。苏联教科书上说：“只有两种公有制——国有制是高级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在国有制的控制之下，它也具有公有的性质。”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不只两种形式，要寻找有利于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公有控股的股份公司是公有制，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一切符合社会大生产规律的组织形式、经营方式都可以大胆利用。87年国家体改委在钓鱼台开过一次国有企业改革大会，其中外国专家在会议上就宣传一本叫做《养老金社会主义》，美国大公司50%以上的股权是掌握在各种基金里面的，主要的是养老基金。在中国如果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来建立我们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话它们当然也是公有制，显然是完全符合十五次代表大会说的是一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十五次代表大会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同时给我们一个调整、完善所有制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应该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国有经济应该在什么时候起主导作用呢？所谓起主导作用就是关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进行控制。十五届四中全会更加明确，所谓关于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就是四个行业。我们就是按照十五大的方针和政策办事，我认为完全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2．问：振兴东北工业基地必须要解决国企的体制问题，但国企问题的解决又是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吉林省应该如何突破这个问题的制约？

答：国有企业本身的改革路径从十四届三中全会改变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以来越来越成体系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是放权让利，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指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几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越来越清楚。特别是十五届四中全会有一条就是除了极少数需要国家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以外，其余的都搞多元持股。而这个思想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以一句简明的话概括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就是股份制。如果吉林省将来也是以国有大企业作为核心的话，它也需要众星捧月，没有众星捧月，它的企业家经营的问题、市场竞争环境的问题都很难解决。

3．问：我国经济运行不会有全面的“过热”，东南沿海的“热”是以东北的“冷”为条件的。如果说这个认识是可取的，那么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做哪些调整？

答：所谓“过热”与“不过热”讲的是全国的总量，不是说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部门。这里有一个问题：市场经济的概念就是说市场经济建立以后，只要保持总量的平衡，地区结构、部门结构的问题是由市场进行调节的。但目前我国的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实施不同的政策，其结果可能会加剧市场的“割据”。所以在执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因为市场发育不健全，国内统一的市场还没有形成有些地方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所以要做一些缓冲补救的措施。比如，振兴西部大开发政策、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等来加以补救。但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因为有这个特殊的政策，我们就把我们的振兴希望寄托在中央投资上，这样从中长期看市场经济是建立不起来的，中央不能总给你投资给你政策，所以只有赶快把市场制度建立起来才能作到真正的振兴。

4．问：东北工业基地的振兴，国有企业是否将会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答：这要看怎么理解，企业它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希望它们越办越好，但是它不是旧的企业制度了，即使保持国有控股，它也是股份制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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