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吧，1919 年杜威访华，1920 年罗素访华，1924 年泰戈尔访华，1933 年萧伯纳访华……那是怎样一个繁花似锦的年代！
有一类人物来得多：跨国公司的老板。尤其是中国成为它们的“救命市场”的那些跨国公司，一年来个七八趟的老板多得很。前些年，只要找对人，舍得出一些“公关费”，多高级别的会面都能安排。这些年，跨国公司来得多了，这种好事就很难得了。所以，去年《财富》中国峰会时，才有众跨国公司老板列队握手的大场面，真是蔚为奇观。
当然，还有一种人是经济学家，尤其是一些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有一次与一些朋友聊少数族裔在西方社会奋斗的种种不平等情况，提到一位哈佛大学博士毕业的印度裔学者，“既然是哈佛大学博士毕业，那他就不是少数族裔了！”一个朋友断言说。大家不约而同地大笑。好像“诺贝尔奖”与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一样都有能改变人身份的功效。不管什么专业背景，只要得了这个奖，你就似乎获得了对于这个世界上任何重要事情的发言权。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在INSEAD 埋头用功，旁边教室正在开一个有关世界和平、人类未来之类宏大题目的圆桌会。会间休息时，我迎面碰上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棣文先生。他很高兴我这样一个商学院的博士生能够在这种场合认出他来，和我聊起几个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近况：“C.N.Yang(杨振宁)，我们刚在一起庆祝他的80岁生日……李远哲是有点想不通：以为得了这个奖就成为政治家了……”
回到办公室，我查了一下朱先生的学术背景：1997 年物理奖同时授予美国朱棣文等三人，以表彰他们发展了激光冷却和捕陷原子的技术。“捕陷原子的技术”与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呢？我其实没有任何不尊重朱先生的意思。换了我自己，也许不会像李远哲那样沉迷于政治，但一趟为夫妻提供的免费高标准巴黎之旅，条件是在一个圆桌会上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我肯定同样无法拒绝。
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去年纳什到中国来，我第一个念头是，但愿他老人家身体健康。虽然1994 年诺贝尔奖惊人地提高了他的健康状况（应了中国人“冲喜”的说法），但他毕竟有着30 多年精神病史啊。后来看他回答媒体提问，倒也中规中矩，没有越出一个正常人的思维框架。
例如，当一个记者问“中国创造如何能更有效地带领中国公司进入国际市场”时，纳什回答说：“我穿的这双鞋子是10 年前买的，就是‘Made in China’，它非常结实，质量很好，一直穿到现在还很好，但我并不知道它是中国哪家公司生产的。我想中国的公司应该努力建立更多的国际声誉。中国商品的优势是价格低，原来日本的产品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日本产品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和声誉。”
我以为，纳什质朴的回答倒显得常来中国的其他几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是在蒙事了。人家可是大病初愈啊，容易吗！你们没得过病，怎么也就这水平？当然，我这样说纯属玩笑，绝没有不尊重那几位大师在他们各自领域登峰造极的贡献的意思。大多数事情好笑，是因为唱戏的人滑稽，这件事好笑，则更多的是看戏的人滑稽，和台上的人其实原本就不太相关。
与工商界名流步履匆匆、纷至沓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年文化界、思想界顶尖人物到中国来的非常少。想像一下胡适、梁启超、鲁迅的年代：1919 年杜威访华，1920 年罗素访华，1924 年泰戈尔访华，1933 年萧伯纳访华……而且杜威和罗素在中国都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光演讲词都够编好几本书的了。对于那一代的学人,那是怎样一个繁花似锦的年代！
明茨伯格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学者。这次到中国来，他首先让我推荐几本关于中国的书。我如临大敌，想了很长时间，列出了几本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史景迁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Tim Clissold的《中国通》，Doug Guthire的《穿三件套的龙：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四本书里，有纯
即使有这样的准备，老先生仍然非常认真，不管是在学术性还是非学术性的场合，他都努力不离开自己的本行，不对中国企业、中国经理人面临的具体问题发表倾向性太强的意见。虽然私下里聊天时，他对中国的一些事情的洞察力时时让我感到震惊。而尤其让我佩服的是他在一些无知甚至无礼的问题面前的优雅做派和宽广胸怀。“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