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敏以求之的不是合理性，而是被从西方来的消费主义潮流挟裹、包围得几乎难以呼吸视听的最基本的中国人的身份意识。
我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能给我们智慧，一种是数学，另一种是历史。起先这只是一种个人爱好，碰到崇洋媚新的时髦年轻人，我还为自己年纪不大却掉进旧书堆里隐约有点不好意思，讲起历史的好处来，总有点不甚自在，甚至有点先要道个歉的意思。
随着自己越来越多地埋在历史书籍中，我逐渐发现，历史不仅仅是历史，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下，对历史的了解和对传统的理解，对每个人此时此刻的视界、胸怀、选择和行动都有直接影响。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直觉，毕竟历史对于我只是一种业余爱好，其中的因果关系，我并没有花时间去想透。
有记者问我关于管理全盘西化的问题，我说，管理分器具、制度、思想三个层面。器具层面或许可以全盘西化，如果功夫足够，制度层面的问题也不是太大，而精神层面的问题却很难靠全盘西化解决。因为精神层面的问题的一个核心是自我认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里，丢掉了传统，自欺欺人地假装自己是西方人、“国际人”，也许就丢掉了立身之本，其风险是失去特立独行的首创精神和独立自主的判断力，失去长期发展的根本目标和终极动力。也就是说，你也许会成为一个亦步亦趋的优秀追赶者，却不大可能和西方平起平坐，更不用说超越。如果在坚持中国人的身份认定这个意义上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那我就是最坚决的传统主义者。
今年读到陈丹青的《退步集》引用的一段话，我非常高兴：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这么想！他在书中两次引用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的一段话：“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动的权力远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理由——所有过去的艺术都已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语出《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
所有过去的艺术都已成为一个政治的问题，这话讲得太好了！其实何止是艺术，所有过去的历史何尝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过去100多年，我们太急于改变自我。众里寻他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现代化永远是传统的现代化，离开了传统，现代化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丢失了传统的我们，好比是漂浮在无源之水上面的一段无本之木，乍看青枝绿叶，却迟早要干死在荒芜的滩涂之上。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依托古人阐发他的观点，是因为在没有法理型权威的情况下，他需要传统型权威和卡理斯玛型权威来建立他的理论的合法性基础。我们敏以求之的不是合理性，而是被来自西方的消费主义潮流挟裹、包围得几乎难以呼吸视听的最基本的中国人的身份意识。这种身份意识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切创新、一切竞争力的最终基础。
企业做到一定的阶段，需要企业家综合利用利益、感情、社会规范、价值观、认知等多种手段去影响人，塑造人的行为，在这些手段中，价值观是最高端、最有影响力的手段。不能得心应手地利用这个手段，能做成多大的事业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但价值观层面的影响力建立在一套信仰系统基础之上，换言之，企业需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精神与灵魂。需要企业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中西方的文化资源之间，上下求索，纵横捭阂，建立自己独特的身份、信仰及价值观系统。王国维在自沉之前自述人生信仰问题之难，“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可见要建立一种“既可爱又可信”的信仰系统有多难。
对传统关注与看重的往往是海外学者或从海外归来的学者，很多人都以为他们对传统的这种关注和看重是一种典型的辜鸿铭现象。辜鸿铭确实过了，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不健康心理的嫌疑，但大多数人反过来从传统中寻求自我认同，应该是了解了西方的解决方案和建立了全球视野之后的一种自然、健康、积极的反应，并非单纯的防卫心态的结果。
与今天相比，晚清和民国年间中国人在西方文化面前的从容不迫令人惊异。有个喜欢海派建筑和家具的朋友向我详细介绍过当年这些中西合璧的样式在设计界中的地位，我才感觉到那个年代中国文化质朴刚健的虎虎生气。这种生气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我们的经济越来越好，而文化自信心却越来越少呢？这又兆示着什么趋势呢？
谈话的时候我们对面就是很多人倾注了大量廉价的溢美之词的浦东天际线，我问那位朋友，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杂乱无章了？他表示完全同意。一方面个体建筑个个求新求洋，另一方面，建筑之间却没有最基本的协调统一，平衡避让，缺乏最基本的整体感。我们的整体文化处于一种饥不择食、慌不择路的狼狈状态，在建筑界体现为没有灵魂的城市景观，在管理界则体现为一阵阵让人哭笑不得的奶酪风、韦尔奇风、哈佛风。呜乎，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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