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制度是从思想与文化中长出来的，思想与文化是制度的因而不是果。 ????我以为最能代表儒家宗教性的话是《论语－宪问》中的一段：“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知其不可而为之者。”这就是曲阜石门的守门人对孔子及其门生的定位。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傻、愣、迂腐、不识时务之类的话吧。这大概是孔子68岁的时候，结束了14年的周游列国，无功而返时发生的事。 知其不可而为之，从实用理性的角度看，属于不取巧、不合理、不合算的行为。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正好是世界上伟大的宗教的共同特征。知其不可，之所以为之，乃是因为信念的力量。从公元一世纪到三世纪，在耶稣被罗马总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之后，基督教经历了罗马统治者持续达250年的残酷镇压和血腥杀戮，羔羊一样的基督徒试图用爱的信息去感化刽子手。在我们这个讲究实际的民族看来，这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是几近于偏激狂了。而历史的吊诡却是，正因为无数殉道者的鲜血的浇灌，基督教才得以茁壮成长，以一种几乎不可思议的方式最后把统治者征服了，基督教思想逐渐成为西方最基础的价值观，构成西方文明的内核。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的力量，要想成为社会的一种建设性力量，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限制条件：教会必须严格把它局限在私人领域，必须把信仰牢牢建设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个人不能以公权、正义、真理或其他任何名义，进入信仰这个最为私人的领域，强迫个人向某种理论表示忠诚。这其实也就是政教分离的逻辑。所以当基督教开始以教廷的名义号令天下时，它就有可能走向反面，代表一种压迫性、破坏性的力量。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这样，其他很多类型的政教合一的文化也是这样。 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一些年前文化界的“二余事件”。小余揭老余的底，质问老余为什么不忏悔，其荒唐之处正在于此。忏悔也许是美德中的美德，但以为自己真理在握，把自己当作正义的化身，逼迫他人忏悔却绝对是恶德中的恶德。真理和谬论只有一步之差；天使与魔鬼之间也往往只有一纸之隔。从孙中山到晏阳初、杨小凯，中国历史上不乏伟大的基督徒，都是把信仰体现在自己从事的事业上，用工作上的成就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同样见过很多试图把自己的信念或信仰强迫给别人的习惯。我曾说过，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残暴的专制者，要看住它，当心它出来伤人，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阿城说，反对一种文化的人很容易被这种文化的本质限制，“在意识上变得与它一样高矮肥瘦”。可见，人最难得的还是有自知之明。 最近一个例子是网络上讨论很热闹的“鞋套事件”。主人公到朋友家做客，因为被要求套上鞋套，认为朋友违反了基本的待客准则，大怒，最后把事情公布到网上。这里主人公犯的同样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不清的错误。礼貌待客，让客人进屋不戴鞋套是私人美德，值得在私人范围尊重、褒奖与推广，如果朋友没有这种美德，你不把他当朋友，不要让他进入你的私人圈子就是了，犯不着当场发作，给人家上一堂文化伦理课。把这种私事拿到属于公共领域的网络世界来进一步批判，更是把公共广场当成你家的私人厕所了。 林聿生反思“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认为凡是往思想、灵魂的方向扯，强调持续不断的文化革命的要求，就是这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遗毒。朱学勤最近也指出,制度层面的问题在制度层面解决，制度建设才是社会进步的关键，不要老试图在文化层面下工夫。 如果把他们的观点理解为对个人消极自由的保障，强调公权不要侵入属于私权的信仰层面，没有问题，但如果真以为思想、文化层面的功夫不重要，制度建设、机制设计就能解决全部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可以理解天天跟思想问题、文化问题打交道的人对本专业经国济世能力的质疑与反思，但大家如果熟悉了诺斯、青木昌岩等人的制度经济学，知道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制度是从思想与文化中长出来的，思想与文化是制度的因而不是果，可能就不会这么想了吧。 关于儒家文化与世界级企业，某“企业家中的思想家”有一段高论，立此寸照：“第一点，世界级企业怎么来的？是从儒家文化里长出来的吗？不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也不是。是从我们的口号里喊出来的吗？也不是……儒家文化和世界级企业没有任何关系。第二点，世界级企业和文化有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任何文化都不能创造世界级企业……人类表面的东西是被夸大了的……儒家文化和世界级企业有什么关系呢？就像刚才上台时有礼仪小姐陪着一样，她可以化装你的伟大，而不能创造你的伟大。” 学者谈企业，不知道企业家们怎么想，反正这位明星企业家一谈思想，估计是所有学者都要笑了。我们学了这么多年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屁股决定脑袋，现在要想形而上学一点，还真不太容易。明星企业家这通话是冲着当时也在座的杜维明讲的，这样的讨论对象，真是难为了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