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想要留住亲情，首先要做的也许是绝情，先把西方制度人人平等的精神实质真正吃透。 最近讨论中国式管理的人渐渐多起来，主张这个概念的人，顾名思义，一般都是把中国式管理对照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强调中国式管理如何重视人，讲人情，与其他模式的管理相比，如何自有所长，甚至还要略胜一筹之类。这种简单化的比较看起来“整齐好玩”（胡适对梁漱溟的三大文化理论的批评），易于被大众理解，同时也满足了经济上升时期一些国人憋足了劲儿要当老大的浮躁情绪，但仔细分析，却往往站不住脚。 我刚进一家著名跨国公司工作时，有一次和一位正在攻读管理学博士的西方同事讨论起这个问题。我把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画出来，与西方基于平等个体之上的社会架构作对比，对他大谈“中国人如何能够在掌握了西方人的法治观念之后，加上中国人的人情观念，独步天下的前景”。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什么是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人情其实就是经济学上的非正式合同/隐性合同/不完全合同，这种温情脉脉的合作关系，有节省交易费用，达成全面合作的好处。可关键在于，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通过人情来建立的合作关系必然会限制在一个小圈子内，其代价是小圈子外的交易成本的无限扩大。而且，因为圈内的关系是有限的，圈外的关系是无限的，平均起来，交易成本其实还是无限大。 从市场层面看各公司（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小圈子主义降低整个经济体系的绩效是很清楚的。从公司层面看个人之间的关系，小圈子主义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一般人却不容易看清楚。将士团结如一人，“败则拼死相救，胜则举杯相庆”，听起来不是一个公司最终竞争力的来源吗？但事实上，如果员工实现团结的核心和基础是具体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非人格化的价值观，这种团结注定要局限在一段时间内和一定范围内。到了该范围之外，这种团结就成为危害集体利益的小集团，并逐渐成为组织实现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圈子内靠人情，圈外靠法治，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要是这么简单，经济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可能都要失业了。如果存在一个法治不可到达的人情禁区，存在一条法治不可逾越的法/情的边界，法治就不再是法治，而是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私器了。所以，要想让法治和人情同时起作用，法治必须大于人情，法治与人情的界限必须由法治来界定。从学理上讲，法制与人情之间存在一种不可逆性：西方人可以在掌握了法治之后，从法治走向人情，双剑在握，左右逢源。中国人想要留住亲情，首先要做的也许是绝情，先把西方制度人人平等的精神实质真正吃透。 亲情与法治之间的这种内在矛盾其实就是所谓中国式管理试图成为一个严肃理论概念的最大尴尬所在。无法建立抽象的普遍性原则的权威，中国企业将始终是以一种原始的“亲亲”（亲近身边人）方式去运作企业，连最基本的科层制都无法夯实，更何谈“扁平式组织”、“无边界公司”、“网络式企业”？所以，所谓中国式管理，可以是意淫的对象，可以是包装畅销书和培训班的概念，却无法成为中国企业面临新一轮国际竞争的利器。 关于亲情如何成为法治的障碍，《论语》中有一个著名例子。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 叶公告诉孔子，他们那有个正直的人，父亲偷羊，他出来做证了。孔子说，我们的正直的人与他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这个道理要是讲给西方人听，以他们的直线型思维脑袋，可不太容易转过弯儿来。如果这只是《论语》中的孤言寡语，大家打个哈哈也就过去了。可惜，孟子又把这件事拿出来了：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欤？”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孟子 尽心上》） 桃应问，舜做了天子，皋陶是法官，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怎么办？孟子首先承认了让瞽瞍就法的正当性，然后却又阐发说：舜把抛弃天下看得如同丢弃破草鞋一样，因此他会背着父亲逃跑，在海边住下来，一辈子高高兴兴，快乐得忘了天下。 作为个人的选择，孟子为舜设想的处理方式可圈可点，但考虑到他是儒家的一个偶像级人物，他在这里发出的信号却让人警醒。把亲情作为最高价值的必然结果是法治的崩溃、理性规则体系的可望不可即。中国人几千年鬼打墙式的历史困境的终极原因恐怕即在于此。我们今天重读经典，强调的是发扬传统中找到优秀的成分，实现与西方思想的对接。如果没有这种世界胸怀和全局观念，我们也许只不过又在鬼打墙中加转了一圈，欣欣然有所得，其实只是老祖宗们已经嚼了几千年的旧饭渣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