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德唤醒美德，奠定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第二） 按钱穆的白话译文是，季康子问：如何可使民众敬其上，忠其上，并肯加倍努力呢？先生说：你尊重他们，他们自会敬你。你让他们都能孝其老，慈其幼，他们自会忠于你。你提拔他们中间的善人，并教导他们中间不能的人，他们自会互相勉励，加倍努力了。 让员工敬业、忠诚、加倍努力，这也是大多数管理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孔子提供的解决方案很简单，你如果想让员工对企业恭敬，就要先尊敬员工；你如果想让员工忠诚于企业的利益，就要先让他们有条件建立和睦的家庭；你如果想让他们加倍努力，只需要提拔优秀员工，提高不优秀员工的能力。 这里的核心机制首先是“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善，在没有得到关于对方的负面信息之前，把对方当作守信用、有底线的人看待，从而主动投资，发出愿意合作的信号。其次就是上次我强调的对等原则。如果把对等原则解释为“礼”（来而不往非礼也），孔子的这个解决方案体现的则是“仁”与“礼”两大原则的合力，其实质是，通过“人心美德相互之间的感应”（钱穆语），用美德唤醒美德，奠定企业良性发展的基础。 我们在尔虞我诈、杀人不见血的商场出生入死，你却在这里讲心性，说得好听是书生意气，说得难听是痴人说梦！我当然还不至于迂腐到这一地步。首先，我这里的“仁”、美德指的是以正直、诚实、守信为核心的现代商业道德，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以契约性和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社会性公德，不是以个体完善为特征的宗教性私德。正直是合算的，仁者无敌，这种底线道德对于个体商业运作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我曾多次阐述过，这里不再复述。 其次，对等原则看似缥缈，其背后其实有心理学中强大的预言自我实现法则的支撑。你对他人的预期往往会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自动实现。你一开始认为对方是一个不值得信任、随时可能钻空子的机会主义者，对方往往就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你认为对方是一个只知道短期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对方往往就会成为这样一个经济人；你认为对方是一个善解人意、善于合作的社会人，对方往往就会成为这样一个社会人。管理学的X理论/Y理论，教育学里的皮格马利翁效应，其本质都是这个预言自我实现的原则的体现。要实现双赢，在没有对方历史交往记录的情况下，你只能首先把对方当作一个诚实的人，让对方相信你合作的诚意。如果一开始就处处设防，对方的表现往往会朝你设计的方向走。 所以说，“仁”与“礼”的原则蕴涵了合作秩序，可以构成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础；传统文化经过选择、再阐述和与西方优秀思想对接后，能够成为一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资源。关键在于选择、阐述、对接的这个过程。例如，一般人都把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作为儒家文化中不好的成分，陈寅恪“五四”时把“纲” 解释为榜样、表率，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国文化的精髓，究其根本，也是想方设法提炼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再加以现代化的转型的意思。 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找到精神资源，以平衡经济发展大潮中个体对短期利益的过分追求，解决信任危机产生的合作危机。有意思的是，西方冷战后这些年来，因为一直一边倒地强调个体利益的最大化，现今同样面临这类问题，典型的例子是印裔管理学者高沙尔（Sumantra Ghoshal）最近引起各方面强烈关注的遗著《坏的管理理论正在毁灭好的管理实践》。 高沙尔是管理学界的一位传奇式人物，31岁时放弃印度石油公司管理层的职位到美国求学，4年内拿了两个博士学位，一个是MIT，一个是哈佛商学院。1985年～1996年任教于INSEAD，后加入伦敦商学院，并成为印度商学院的创立院长。可恨天妒英才，高沙尔去年因病去世，终年仅55岁。 《坏》文的主旨是，芝加哥学派关于人的自利性的人性假设，加上社会科学为建立自身学术地位而对自然科学的刻意追随和模仿，使商学院内充斥着各种不把人当人看，而是看作自私自利、无空不钻，唯一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各种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博弈论、理性主义社会学等。这些理论通过商学院灌输给经理人，被经理人广泛应用到实践中之后，自我实现了这些理论的经济人假设：“如果有理论认为太阳是绕地球转动的，这个理论不会改变太阳的实际运行。理论错了，真相自会有别人去发现。与此对照，管理理论，只要足够流行，却会实际改变管理者们的行为：他们会按照理论去做。” 冷战后的西方在思路上走极端已有一段时间了，商界、管理界存在的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侧面。这些批评从高沙尔这样一个相对的“局外人”口里说出来其实并不偶然。作为印度人，这些问题他更容易看清楚。只是在这个伟大的“纠偏”工作中，来自中国的古老思想能贡献些什么呢，伟人面前，唯有高山仰止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