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普遍原则发自内心的敬畏，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精神，更不可能有团队的长期团结。 太平天国的传统性不仅体现在洪秀全等人借西方教义给群众洗脑的种种专制行径，也体现在领导团队之间的关系上。一些源于教义的似是而非的西方思想试图改变这种传统性，或者与这种传统性相结合，呈现了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一种非常奇特的人际关系结构。 洪秀全几次府试失利后，大病一场，受一本叫《劝世良言》的传教手册的影响，病中做了一场梦，见到了上帝，成为他宣扬拜上帝会的基础，是太平天国当然的领袖。冯云山作为洪秀全最早的同道，又是拜上帝会第一个根据地的实际建立者，按理应当位居第二。但当他在1848年被官府逮捕时，烧炭工杨秀清靠上帝附体、为上帝代言的招数异军突起，排到了冯云山之前。贫农萧朝贵又以同样的手段为耶稣代言，也跻身最高领导层。作为拜上帝会的成员，他们都服从洪秀全的领导，但当他们为上帝和耶稣代言的时候，却又分别成为洪秀全的天父和天兄，拥有洪秀全必须臣服的无上权威。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什么时候附体，附体的时候说什么，洪秀全完全无法控制。例如，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有一次没有按照安全程序行事，差点遇危，就遭到了天兄耶稣的公开责备，洪秀全不得不公开认错。按西方的标准，这也算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机制吧。 打天下阶段，中国文化中的稳态结构是桃园结义式的江湖关系，兄弟间讲义气，但长幼有序的纲常绝不能随便打破。太平天国这种中不中、西不西的权力架构，其实已经种下了日后内讧的种子。与历史上一般的农民起义打进大城市、天下大势已定时才称帝封王不同，太平军1851年打下第一座城市永安后就开始排座次，分果果：天王洪秀全，万岁之主；东王杨秀清，九千岁；西王萧朝贵，八千岁；南王冯云山，七千岁；北王韦昌辉，六千岁；翼王石达开，五千岁。除了洪秀全本人目光短浅，急于享受外，杨秀清等人想用这种制度化的形式巩固自己的地位，避免洪秀全把太平天国做成洪家的天下，应该也是一个动因。 专制犹如毒品，对此已经上瘾的人不爬到权力的最高端是不会罢休的。1853年年底，沉默了两年的“上帝”突然重新又开口说话了。起因虽然都是鸡毛蒜皮之类宫闱小事，洪秀全却需要为此俯伏在自己的金殿上受责40大杖（虽然最后关头，“上帝”又饶恕了他）。这一轮斗争的结果是杨秀清增加了两个有神学意味的新头衔：劝慰师和圣神风，后者就是基督教义中三位一体中的“圣灵”。于是，杨秀清也成为了天国核心家庭的一员，老大耶稣，老二是洪秀全，老三冯云山，老四则是杨秀清。不久，已经全面负责天国内政外交的杨秀清又取得了所有案件的最后裁决权。至此，杨秀清已经是天国说一不二的人物了。高级将领在南京街道上碰到东王府的官员，如果没有表示足够的恭敬，就要遭受鞭刑责罚；如果心存怨恨，将会被处死；如果被杨宣判为大违天规，就会被浇上油膏烧死，谓之“点天灯”。 有论者以为，洪秀全从41岁进城至52岁自尽，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11年仅颁发过25篇诏书，其中1854～1858年5年竟然未发一诏。其实，了解到洪杨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发生这种情况倒也不奇怪。 权力到手，杨秀清向洪秀全占据的意识形态高地发起了最后的总攻。虽然维持太平天国运转的是与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宗法纲常，但由落魄书生洪秀全制订的太平天国基本教义是报复性地反对儒家经典和四书五经。这时候，烧炭工杨秀清却要扮演中国传统文化的拯救者和庇护者：“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同时，他向前来探路的、同样信仰上帝的英国人去信，询问关于上帝的50个问题，包括上帝多高、是否有须，上帝有几个儿子等等，剑锋直指洪秀全神权的合法性。 1856年，摊牌的时候到了。杨秀清把忠于天王的将领全部调遣到前线后，向洪秀全提出，他也想要万岁的头衔。洪秀全佯装同意，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火速回京。结果大家都知道，天京城里血流成河。“很受伤”的洪秀全，从此开始了对洪家人的重用，他的两个平庸无能的哥哥被册封为安、福两王，硕果仅存的翼王石达开处处受排挤，直到1857年夏天出走。 从此，“人心改变，各有一心……”（李秀成语）。 为什么同样信奉上帝，西方人能引申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从而奠定了团队合作机制的基础；而太平天国却无法从中国人内斗的传统泥沼中解脱出来呢？我的看法是，对上帝的信奉不过是太平天国对外施行专制的借口和对内进行斗争的武器。没有对普遍原则发自内心的敬畏，就不会有真正的平等精神，更不可能有团队的长期团结。国家是这样，企业也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