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容易花钱难

肖知兴

 

    绝大多数华人富豪选择“关系密集型产业”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在组织中对关系的倚重。

    俗话讲,三岁小孩子能买酱油,三十岁的成年人却未必能卖酱油。大家都说花钱容易赚钱难,你为什么反过来说呢?

    且听我慢慢解释。近年来,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企业越来越体会到与跨国企业竞争离不开两方面的实力:品牌和研发,也就是所谓“微笑曲线”的两端。而这两方面实力的增长,靠的都是花钱。中国企业乃至全世界的华人企业,在这两方面却都相当孱弱。以中国人天下少有的勤劳和捕捉商机的能力看,赚钱终究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把钱用到品牌和研发上,增强企业的要价能力,提高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也就是说,我这里讲的花钱,不是烧钱,烧钱自然容易,而是把钱花在实处,通过花钱,增强企业的长期竞争能力。

    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中国人在组织中对个人关系和私人关系的倚重,不善于建立基于抽象原则的正式组织。而这种非个人化的正式组织对品牌建设和研究开发的重要程度,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打个比方,销售经理可以靠提成和直接监督来管理,不是亲信,也没什么可担心的,真金白银赚回来是硬道理。即使有点桌面下的交易,也无碍大局。而市场部门是花钱的部门,又没有很好的考核指标,钱花得好坏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决策者对企业的忠诚,如果不是实行所谓的 “一支笔”制度,安排的也往往是老板信得过的“自己人”。这种安排导致两个结果:第一,“自己人”终究有限,企业成长到一定规模,就没有能力进行大规模、全方位、多地点、长时期的品牌建设计划。第二,“自己人”为了不让老板疑心,往往谨小慎微,花钱比较保守,容易贻误品牌建设的时机。这里我们还不考虑某些“自己人”利用老板的信任吃里爬外的情况。

    研发也是一样。研发工作也不能靠直接监督或提成等简单手段来管理。对很多研发工程师来说,最大的激励手段是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本身的乐趣。业界流传一个关于贝尔实验室的故事:有一个工程师好些年没有出成果,他的研究方向是数学中著名的四色定理(任何地图只要用四种颜色,就可以把所有行政区划区分开来)。有一天,上司忍不住问他,这些年都在做什么?他说,我设计了各种各样非常难上色的地图,同时我又找到了给它们上色的办法! 这几乎是一句废话,意思是他暂时还没有任何成型的研究成果。大家不要误会,以为这是在说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有多混乱。这其实是业界关于贝尔实验室工作环境的美谈。正是有了这样的环境,才有贝尔实验室3万多项专利、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多年来在通信领域无可争辩的老大位置。

    宽松的环境、工作本身的激励,再加上一点同侪之间出成果的压力,就是研发成功的一个简单公式。但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研发的门槛却高不可攀。原因很简单,因为研发要花钱,需要基于抽象原则的信任。这个抽象原则不是虚无缥缈的高深理念,而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公平(或者说良心)原则:公司为你提供工作机会,你得给公司创造价值。这种抽象原则正是任何正式组织健康运转的一个基本条件。而对于依靠个人关系来运转的公司,贯彻这个简单的抽象原则却仿佛难于上青天。我们中国人内心深处对于圈外人的不信任,都是骨灰级的。刚招几个研发人员,老板们就开始犯嘀咕,良心值几毛钱一斤,我一转过身去,还不知道你们拿我的钱干什么去呢。

    从世界范围看,华人经商之勤劳和聪明,从《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上可见一斑。2004年全球个人资产10亿美元以上的587人中,华人占39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财富》杂志全球销售额最大的500家企业排行榜上,华人企业仅有一家,就是新近去世的台湾首富蔡万霖的国泰人寿(营业额138亿美元,位列395名)。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旗舰企业长江实业营业额仅143亿港元,离榜单最末一名还差得很远。

    我观察这些华人所选择发展的行业,第一类是通过与政府高层的特殊关系,垄断烟草、博彩等特殊行业,例如马来西亚赌王林梧桐、菲利宾烟草大王陈永栽、印尼烟草大王蔡道行等。第二类是地产业或以地产业为主的多元化,如李嘉诚、郭鹤年(香格里拉集团的所有者)、郑裕彤(新世界集团所有者)等。两类人占据了华人富豪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大多选择可以依靠个人关系来发展的产业,也许可以命名为“关系密集型产业”。

    这里的“关系”既有与政府高层的私人关系,也有用于实现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各种私人关系。这些产业的特殊性决定,企业内部需要决策的事数量较少,或者即使总体决策数量较大,对企业影响较大的主要决策也较少,完全可以依靠老板和几个亲信来掌控局面,不需要建设基于抽象原则的正式组织。所以,国际上华人企业家的名声往往是说他们是一个好的“生意人”(Dealmaker),因为他们善于抓住商机,声东击西,低买高卖。但却鲜有很好的管理者,即企业领袖。我们这些华人富豪除了有钱,大多数人的影响力都仅限于自己的圈子,谈何领袖。

    华盛顿大学研究中国企业的汉密尔顿发现,华人老板在创立多个公司时,往往身兼这些公司的要职,很少像西方老板一样授权给别人,原因就是信不过别人。也就是说,他们缺乏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建立信任关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