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局限
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一次和IT界的朋友聊天,讲到IT界的日子怎么越来越难过。硬件的利润越来越薄就不说了,让人纳闷的是软件和服务也越来越难做。软件做不大,服务就更是海市蜃楼。前段时间心猿意马想学IBM大象跳舞的中国IT企业,也不得不纷纷收回心来,踏踏实实回到老本行了。 硬件利润变薄是产业变革的大势所趋,管理软件和服务做不起来却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问题。中国人一向把管理与技术并称,重视管理中的方法性、工具性、实用性,而忽视了管理背后的制度、人文和思想的背景。新技术、新方法、新词汇满天飞,飞来飞去最后还是一张皮,无法与中国企业当前的实践真正有效结合起来,创造出效益。一段时间的激动过了之后,市场自然渐渐消失于无形。 这种重技术、轻技术背后逻辑的倾向其实是一个老问题。洋务运动的时候,轮船、海军、火车、电报,我们学习的速度不比别人差多少,但最后还是纸糊的一间破屋,一经风吹雨打,就“真相败露不可收拾”(李鸿章语)。然后是立宪、革命、再革命,表面上非常热闹,但从组织的角度,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人在组织中的生活呢? 斯坦福大学中国研究专家魏昂德在上世纪80年代初访谈了一批从内地到香港的人,归纳出著名的“新传统主义”,大意是当时中国生活在“单位”里的人,很大程度上还在利用一种保护者-被保护者的传统关系,以便获得更好的物质待遇和职业上的发展。作为一种传统主义,这与建立在契约和承诺基础之上的现代组织人际关系格格不入。多少次“脱胎换骨”的革命,最后附体的居然还是那个前现代的灵魂,这真是一种莫大的反讽。从另一个角度想,这更是一种“鬼打墙”式的恐怖,中国人难道就命中注定挣不脱人治的泥潭吗? 中国组织根深蒂固的人治局面在魏昂德之后又有了多大改观呢?在典型的人治型组织中推行ERP等各种管理信息系统,能不貌合神离吗?管理信息系统作为一种制度的承诺,要求系统面前人人平等,而人治组织往往无法做到这一点。员工有亲疏之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领导们往往不愿放弃自己的治外法权。而创业者和所有者也理所当然地拥有这种治外法权。尊重制度?那是职业经理人的事。我呢,是制定制度的人!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次破例之后是更多的破例,就像被撕开一个口子的布匹,口子越撕越大;也有点像深不见底、源源不断吸收能量的黑洞。而员工对领导的信任就像镜子,一旦打破,就很难再圆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巨资投入的管理构建沦为摆设,于是业界又多了一个ERP失败的案例。 当然,在当前的经营环境下,让经营者完全依靠源于西方的制度系统也很不现实。组织和社会的制度进化是相辅相成的过程,单兵突进,除了个别特殊行业、特殊情况外,效果一般都不会太好。 我思考这个问题时发现,当年反对洋务运动的保守派的一些说法非常有趣,最典型的当属曾国藩的老师倭仁。1866年底,恭亲王弈欣倡议设立天文算学馆,作为保守派领袖的文渊阁大学士倭仁写了一个有名的奏折:“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中国要图强,需要“纪纲立,号令行,政教兴”,“作忠义之气于行间,尽教养之气于民上”。 别的不说,至少从组织管理的角度,“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当然不是要支持这些保守派反对现代化,只是彼一时,此一时,在多年的技术“恶补”型学习之后,中国企业界面临的瓶颈和问题,用这句话来概括,真是太恰当了。 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另一个层面。中国企业也许能学习别人的技术,但在研究和开发能力上,特别是原创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方面,除了少数特殊情况,一般都很孱弱。从组织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的企业缺乏智力密集型企业的组织能力,无法有效地管理大量的脑力劳动者。劳动密集型企业暂时可以用泰勒制,所以我们有让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的奇迹。但要想在产业链上往上端发展,很大程度上却只能往智力密集型的方向走,走研究与开发的路子。而研究与开发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明文的制度永远只能涵盖和规范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其无法涵盖的部分,靠的是人们对制度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具体字句的尊重,换而言之,靠的是企业文化,是对非正式承诺的尊重。过去的科学工作者还有意识形态力量的激励,所以我们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有所突破,如今我们还有什么呢? 所以,没有制度与人文的支撑,基于技术学习的增长是无法长期维持的。杨小凯所说的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问题。技术层面的东西容易学习,但技术背后的制度和文化却不太容易简单地嫁接。很多人不理解这种听起来有些悲观的论点,心里不太舒服。其实,杨小凯这个多年孤悬海外的游子,希望祖国能迎头赶上的心思也许比任何人都强烈。正因为此,他提出的目标才更高,才会在国人纷纷陶醉别人廉价的夸奖时,清醒地看到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问题。技术上的学习可以搞运动式的突击,制度以及制度背后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却需要润物无声的教化和一代人一代人之间的薪火相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