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成功的不二法门。 中国做学问讲究“通”，西方做学问却非常强调专业主义。术业有专功，研究原子层面的不要说分子层面的事，研究企业层面的不要说国家层面的事。不是不能说，可能实在不容易说到点上。 前段时间美国华裔历史学者许倬云写了一本《从历史看管理》，我兴致勃勃地展卷，却颇失望。例如，该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国家好比一个公司，皇帝是董事长，宰相是总经理，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但实在牵强得厉害。也许作者对企业的了解不够深吧。如果能从组织行为的角度入手，应该更容易把这两个领域的现象串起来。其中显而易见的一个角度是领导力，比如，比较企业领域和政治领域领导力之间的异同，应该是一个容易着手的方向。 领导力是西方的说法，是通过对他人的影响来达到特定目标的过程。传统政治领域中与此最近的说法可能是“驭人术”。这三个字洋溢着一股不堪的腐烂气息：“驭人”，是把人当牛马来驾驭，“术”是权术和手段。看样子，劝年轻人少读、不读中国书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领导力概念的前提就是尊重被领导者作为一个平等的个体的自由，仅此一点，与中国传统的驭人术、帝王术相比，就有本质的不同。这一点，对想从古籍中学习现代企业管理方法的人们来说，是不能不警惕的。 先说企业里的领导力。 我最近做TCL的一个案例研究时，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李东生的领导力。TCL全球招聘大会时，李东生和几大事业本部的总裁一起出场，其麾下人才之多，之整齐，之强大，足够羡煞那些做企业的人，个个恨不得赶紧把秘诀弄到手，立刻也能拥有李东生那种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 我仔细分析李东生领导力的来源，结论很简单：他的领导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一点特征，那就是讲信用。具体的事例，媒体公布的就包括吴士宏潇洒走一回之后在TCL集团的股份；温尚霖在主动放弃TCL国际电工股份之后，在MBO过程中重新获得的TCL国际电工股份；万明坚等TCL移动高层通过在英属处女岛注册的齐福投资拥有的TCL移动股份等。这些都是对追随者的经济报酬，李东生讲信用的另一方面是他对各个事业总部实施的无为而治的高度放权政策。要知道，对很多人而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是一种很大的效用，能够抑制自己这种冲动，放手让别人去决策其实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 这似乎有点老生常谈，尤其是在这个新概念、新技术层出不穷到让人有点麻木的时代。可信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成功的不二法门。而且，要建立李东生这个层次的信用，绝不是一件平淡无奇的事。首先，你要生性冷静平和，做承诺时头脑非常清醒，不发热，不画饼，不会为了达到眼前目的而给追随者许下不切实际的回报；其次，你生性温厚善良，不贪婪，不嫉妒，能够在完全可以食言的关键时刻拒绝食言的诱惑，坚守承诺；再次，你要长期一丝不苟，不抱任何侥幸心理地坚持恪守信用的原则，在多次重复博弈之后，让周围的人形成类似“李东生这个人讲信用”的一致判断。当大家都对你形成一致判断时，这个判断就成了“口碑”，且价值非凡，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说的你的社会资本。 政治领域的领导者与企业中的领导者相比，我觉得，一个大的不同点在于，政治领域的领导者很难简单地通过多次重复博弈，让周围的人形成这种一致的良好判断。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政治运作的周期更长，从零开始打江山，少说也要十几年、几十年。所以，一些领导者倾向于采取一些特殊手段，比如借助意识形态的力量，用类似洗脑的方式，改变追随者的效用函数（或者选择具有特殊效用函数的追随者），让他们不再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如果领导者本人也秉持这个原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知道，很多情况下并不是这么回事。其二，领导者必须在画大饼、许大愿上下功夫，指天戮地，永远一副很真诚的样子，让追随者觉得很有希望，目标的实现触手可及，但真要细究起来，其实又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根据。这两者是在事前下功夫。如果事成，就有了第三个属于事后的手段，那就是兔死狗烹。反正天下已经是我的了，我烹了你又能怎么样。所以，政治领域的这种所谓的领导力，与驭人术之类的传统权术其实很相近。政治家面具之后是政客的手段，其角色翻转之无常，足够让心思单纯的人眼花缭乱。 政治领域中这种领导方式在一定时间内往往很有效，容易蛊惑人，但我觉得这不应该成为企业界学习的对象。 西方领导学从政治领域的领导力出发，提出所谓的“转换型领导”，强调领导者对追随者的价值观进行重塑的能力，把它与所谓的“交易型领导”（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市场化的交易关系）对比，前者被当作领导力的真髓所在，无限拔高，后者则被当作应该摒弃的狭隘的旧观念。如果他们学了现代经济学，懂得开明的自利的道理，认识到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存在的通过重复博弈而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性，可能就不会这样简单地贬低“交易型领导”了。 不过，话说回来，领导者与追随者在交易中达到合作的极致，在平和低调的笃行中呈现出人性光明的一面，从而实现领导力的奇迹，恐怕是连经济学本身也没有料到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