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式经济系统需要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系统来支持，可是问题往往出现在这些意识形态上。
在150年前，即1853年7月，美国人看好日本作为前往中国途中补充给养的优良地理位置，将四艘军舰驶入江户湾浦贺港，要求日本开放门户，自由通商。他们绝没有想到，大约100年后，日本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最凶险的对手；也没有想到战后日本经济能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以致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上又一次成为美国最为强劲的竞争对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关于日本的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市场上流传着“日本管理秘诀”之类的畅销书，商学院里研究日本的学者也大有进入主流话语圈的架势，一时踌躇满志，很是风光。 福兮祸兮，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之后，长达10多年的衰退泥潭让那些曾经大唱“日本第一”论调的人很是下不了台面。西方的学术界在这方面势利得很，你强大的时候我研究你，你要是自己不中用，哪凉快哪儿呆着去。所以，日本研究渐渐又成为比较边缘的话题了，学术界和媒体界一时都罕见对日本有力度的分析和见解。迈克尔?波特和学生写了一本《日本还有竞争力吗？》，有点打落水狗的意思，可惜角度狭窄，分析浮泛，读来颇令人失望。 同时，以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为特征的美式资本主义携冷战成功之威，又借着互联网的东风，席卷全球，势如破竹。“言必称美国”不仅是中国知识界的特征，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南美、中东欧、前苏联，其实大概都差不多。 一次我和一位英国学者聊天，讲起几年前他的同事准备发起一本新的组织管理方面的学术杂志。刊名中有 “组织” 一词。按英国的拼法，是Organisation。美国的拼法则是Organization，“s”和“z” 一个字母的差别。出版商考虑到美国的影响力，要求将 “组织”一词按美国拼法拼写，英国学者们一时悲愤无比，奋起力争：美国文化霸权居然压到我们头上来了！——哗，也是一番血泪史！ 跨过千禧年，美国的经济泡沫也破了，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钱都不好挣了，格老也开始天天念叨着降息了。在这个大背景下，大家再讨论日本的问题可能会更有一些平常心吧。有意思的是，西方对于日本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诊断和药方。 《经济学家》杂志和其他主流英文财经媒体作为全球美国化运动的先锋，其一贯的立场是，日本病的核心是市场不够发达、政治不够民主、文化不够西化的问题。《经济学家》最近的一篇纪念日本门户开放150周年的文章是这个立场的一个代表。例如，针对经济衰退的问题，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日本的央行、财政部、金融监管局、总理和党魁互相推诿，就是不对银行烂账、超额国债和公司治理结构采取实质性行动的深层原因是，这些统治阶层想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受外来竞争压力的影响。像过去150年一样，保持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只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权势和地位的借口。日本令人眩目的成功背后是他们整个机制中一些丑陋的不民主、不自由的成分始终没有被摒弃掉。 如果日本病的病因是西化、美国化不够，药方自然是加速西化和美国化。有趣的是， 学术界另外一派持完全相反的意见。为首的是被日本学术界推为欧美日本研究第一人的比较制度研究学者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估计类似费正清之与中国研究的地位）。多尔早年以《江户时代的教育》、《日本的城市生活》等扎实的实证研究奠定了他在日本学的位置。而今多尔以近80岁的高龄依然活跃在学术前沿上，近年出版了《股票市场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一书，继续为传统的日本经济模式鼓与呼。在欧洲商学院（INSEAD）的一次关于比较制度的学术研讨会上，多尔作了一个主题发言，坚持了他关于日本经济模式的立场： “在英国和日本的相关辩论中，我大多是站在传统派的一边，反对改革派的。我这样做的原因——至少是我意识到的原因，在于我无法为所谓的下意识的原因负责——是我对一整套可以称作‘生产力主义’的价值观的偏好：一种推崇工程师而不是会计师的文化，一种金融产业为整个经济体服务而不是反过来（经济体为金融行业服务）的文化；一种工商界和政府界精英不仅仅自求富裕，同时也重视公共服务的文化。同时这也是我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不是处处设防的偏好，对平等有序的、‘你活别人也得活’的竞争而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的偏好。 “但是，我时常被一种感觉困扰着：采取我们这种立场的人有点像坐在正对着海啸巨浪的一叶渔舟之中。也许那个古老的观念，所谓不可避免的、指向同一个终点的现代化确有其事。如今，在全球化这个新面目下，这个观念又复活了。” 的确，在全球化、美国化的大潮下，多尔这样的学者显得非常孤独。他们这样为传统的日本经济体系（包括终生雇用、交叉持股、主银行等制度）辩护其实是两面受敌。英美自由市场传统批评他们丧失原则，日本的改革者则批评他们中了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的余毒，总是下意识里希望被研究对象与自己的母文化不一样，具有独特的文化，给研究者带来研究价值，而不理会被研究对象本身作为平等的个体的选择权利和持续发展的前景。注意到上面引文中“我无法为所谓的下意识的原因负责”一语，多半就是多尔为了回应 “ 下意识的东方主义、殖民主义”的批评而发的牢骚之语。 真理有时候在多数人手里，有时候又在少数人手里，难的是你怎么知道现在这个时候是少数人的时候还是多数人的时候。但是把多尔一派的意见盖个“东方主义”的帽子而嗤之以鼻则绝对是太早了。哈佛商学院年轻的日裔教授森口千晶氏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1910～1940年日本和美国的劳工关系演化的对比。她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和日本在世纪初的劳工关系其实非常相近，雇主和雇员之间都有一种非正式的、隐性的合同，雇员尽心为雇主工作，雇主则照顾雇员，需求下降时尽量不解雇员工。美国后来发展出以发达的外部劳动力市场为特征的新型劳工关系的原因在于美国1929年经历的大萧条。当时的萧条如此严重，以至于雇主们不得不打破原来的隐性合同，大批解雇员工。美国政府随后通过干预建立的一整套社会化的劳动保障机制则是把美国的劳工关系锁在这个新的状态里了。森口用博奕论的方法作了一个模型，从数学上证明，两种劳工关系代表两种均衡，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作用是改变了美国劳工关系的均衡状态，使之从一个均衡走向另外一个均衡。虽然按照隐性合同理论，在这两种均衡中，日式的劳工关系因为有更多的信任，效率其实应当更高。 但如果将劳工关系扩展到两种经济体系，日式的经济体系是否（理论上）效率也更高呢？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很清楚：隐性合同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合同，需要合同双方主观的观念和信念的支持。同理，日式经济系统需要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系统的支持，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坚信而且惯行那些信条。可是问题往往出现在这些意识形态上。当年轻一代在美国的文化观念的强大影响之下，都认为年功系列是一种剥削、一种不公平的制度的时候（理论上其实未必一定是），老的日式劳工关系虽然更有效率，却不得已地走向崩溃。 “当你不得不按对方的规则来玩一种游戏时，你要想赢对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踏上美国化的不归路，日本要想成为世界第一，恐怕是难了。”一位参加这次研讨会的老先生感慨道。 “除非美国经济体系自恋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丧失了自我校正的能力，走向极端，发生内爆。”另外一个老先生补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