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个人关系维系的团队，无论在当时是多么烈火烹油般的兴旺，长远而言，总是靠不住的。
说起军阀，大家多半想起的可能是上个世纪初那一段军阀混战的历史。如果把军阀定义为私人军队，而不是科层化的现代军队，军阀的起源则远远要早。岳家军、戚家军太远，我们来看一看新近国人颇为熟悉的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时候，特别注重私人关系带来的凝聚作用，尤其是同乡关系。他在创立湘军水师时指示说：“水手需招至四千人，皆需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而且，他还注重招聘更重乡谊、没有被现代商品经济意识污染的农夫：“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气，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团练中的大小头目都必须有亲谊关系，才能连为一个坚强整体，彼此之间才能生死相依，荣辱与共。湘军的高层，除了同乡关系外，还有其他各种私人关系，包括师友关系和姻亲关系。湘军人物，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三人为首。左、胡同年生，两人之父原是好友，左宗棠的首次入幕缘于胡的力荐，胡之妹嫁给了左的侄子，左的外孙女嫁给了胡的嗣子。曾和胡在翰林院共过事，同为湖南人，交往密切。湘军其他重要将领罗泽南、刘蓉、李续宾等人，也同样非亲即故。道咸年间，湘军人物之一时风光无两，可用谭嗣同的一段话来总结： “自有湘军以来，司马九伐之威，畅于荒裔，踔厉中原，震袭水陆，剑稠西域，戈横南交，东挞瓯粤，北棱辽海。四五十年中，布衣跻节镇，官虎节，以殊勋为督抚提督司，道国有庆，拜赐司恒，诸侯群牧上。生拥位号，死而受谥者，凡数百人。至若膺大衔虚爵，极武臣之伦品，归服邱陇，或潜身卒伍，其数乃不可纪录。” 湘军之后是李鸿章的淮军，也是血脉相承的私人军队，战斗力却直线而下，直到甲午战争惨败给实力其实还不如中国的日本。很多人纳闷，驰骋大江南北，让天兵天将魂飞胆丧，收复半壁江山的湘军、淮军，怎么一碰到外国人，就衰颓到这个地步了呢？天兵天将之腐败是一方面原因，和平年代的军队，人际关系复杂、安于逸乐、丧失战斗力是另一方面原因，但最重要的，即私人军队的致命伤,是没有自我复制能力。没有曾左胡，就没有湘军。卡理斯玛型的领袖一旦不在，军队就有分裂的倾向，战斗中个个心怀鬼胎，以邻为壑，总体战斗力自然一落千丈。当时的日本虽然实力不如中国，但至少在军队现代化这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中国。 淮军之后是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先是洪宪复辟丑剧，然后是一分为三，从直皖战争到直奉战争，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留下北洋军阀的千古骂名。黄埔军校之后，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开始，中国才依稀看到现代科层化军队的影子。可惜国民党不争气，各省军队又成为新军阀，如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等等，各派之间阳奉阴违，勾心斗角，国民党最后在内战中失败，其实是必然的。 红军与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有一个基于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信仰，二是初步建立了现代军队的科层制结构。这两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普遍主义的统一信仰，就不容易建立一种非个人化的科层制上下级关系（“同志关系”）。 红军的现代性和国民党军队的传统性在长征的较量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首先，红军从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向南突围，通过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借道”的协议，顺利越过国民党的前三道封锁线。蒋介石等斥陈济棠为“敲梆式的追击, 送行式的追击”，无比愤怒，却也无可奈何。 湘军会战后，蒋介石以十几倍、几十倍的兵力围追堵截红军，却几乎步步失算，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西康的刘文辉，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表面上听从委员长的号令，肚子里其实都各有一个小算盘。蒋介石又好高鹜远，想一箭双雕，既消灭红军，又借“剿匪”之机，控制西南诸省的军政大权，谈何容易。 大渡河之飞夺泸定桥是整个长征过程中最富传奇性的一段。面临如此天险，红军伤亡却仅三人。仔细分析，原来负责驻守泸定桥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军队。刘文辉自1933年在军阀混战中被刘湘击退以后，就退守川康边，时任川康边防总指挥。他的军队旅长以上的军官刘元璋、刘元瑭、刘元琮都是他的侄儿。这样的私人军队能完全听候蒋介石调遣，和红军殊死相争才怪。 红军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发生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介绍： “当时双方都对对方部队的人数提出了疑问。张国焘一度曾走到周恩来面前问：‘你们有多少人？’周天生是位外交家，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张说：‘我们有十万。’周回答说：‘我们有三万。’周的夸张程度比张的要大得多。双方都保守秘密，都不坦率和公开。但是第一方面军与江西时期比起来显然只剩下很少一点力量了——大概不超过二万人，尽管张国焘不可能作精确的计算，因为他们把部队分散到好些地点。但张也夸大了自己的实力，就像长征开始时第一方面军夸大自己的实力一样。但是不难看出，第四方面军比第一方面军要多得多。张有七万至八万战斗部队，可能还有几万名非战斗人员。他与毛的力量大约是五比一。” 红军这时面临的是比大渡河决战时还要复杂万分的局势。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并要求给予军委“独断决行”的权力。妥协的结果是：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指挥（实际上为张国焘控制）。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出“武力解决”党内斗争的密电，叶剑英偷偷把密电交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决定连夜北上，以免遭不测。陈昌浩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只要1个团就可以把他们追回，1个班就可以追几个戴眼镜的下来。”关键时刻，徐向前怒吼：“天下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一声怒吼，划清了红军和旧式军阀的界限。在红军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徐向前在原则和派系之间选择了前者。随后，经过中共中央和随右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的细致工作，四方面军三过草地，一年之后，北上陕北，红军终于又是一支统一的军队了。 在瞬息万变的商战中，如何建立一个团结高效的团队对每个企业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回顾军阀和红军“非军阀化”的历史，相信对有心的企业人会有所启发。靠个人关系维系的团队，无论在当时看起来是多么烈火烹油般的兴旺，长远而言，总是靠不住的。要成就百年伟业，必须建立一个非个人化、科层化的组织，而非个人化的组织没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形态作后盾，是很难维持的。对于企业，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企业文化。不成功的企业文化千奇百怪，成功的企业文化万源归一，那就是老板和员工间的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言长纸短，我们下次专门再谈企业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