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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CFO沙龙之“新会计准则给日常工作带来的诸多困惑”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在今年第一季度分别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举办了CFO沙龙。在沙龙上,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财务最高决策者们与中欧会计学教授丁远博士一起就相关话题进行了热议,其中不乏精彩论点。所以,特将三地沙龙的速记稿进行整理后,与广大财务专业人士进行分享,希望对读者有所启示。

新会计准则给日常工作带来的诸多困惑。

丁远:接轨以后,大家工作当中最大的困惑是什么?谁想谈一下这个问题,就是碰到最难操作的是什么问题?

困惑一:关联交易如何处置?

嘉宾:应该是关联交易吧。现在国内的关连交易,国有企业都是国家控股的,现在新会计准则,比如中粮油和中石化母公司都是国家的,但之间的交易并不是作为内部交易来处理的。国际的会计准则跟国内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丁远: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执行,这样的企业不算关连交易,在新会计准则中有几项没有跟国际接轨,这一块还是用原来的方式,如果同样是国资委控股下的企业交易并没有列入关连交易的范围内。

困惑二:新税法与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

嘉宾:我觉得主要是税法和会计准则方面的差异。比如说资产金的准备,从国际惯例或会计法则角度来说是可以的,那税法不同意,这个时候我们叫递延。

丁远:这个问题我倒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这个印证了我刚才提到的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这个问题,两者的差异以后会持续存在,甚至差异越来越大,这是两个口径,而且也是双刃剑。您刚才提到的是这个费用我想记,但在应纳税额之前是不能扣除的,这个也救了很多企业。去年新会计制度要求年末以交易型投资组合的损益表,这个税务局是不收税的。总体来讲对公司的影响是中性的,带来的问题是公司的递延税会越来越大,因为会计的税前利润和税务局那一块的应纳税额差距会越来越大。

困惑三:公允价值

嘉宾:我跟我们的会计师也谈过,现在很多企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重估,对企业来说是增加它的成本,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特别的用处。

丁远: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香港原来就用公允价值,中国大陆是2007年1月1号才实行的叫做公允价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有没有同事现在在会计上使用公允价值?

嘉宾:我们公司有一个并不是普遍使用的处理方案,我们有一个规划的协议,按新会计准则它有一个公允值的问题。但是因为它没有所谓明确的市场,到底公允值怎么拿出来,因为我们是从2008年才开始实施新准则的,在首次执行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就完全依赖跟我们做互换银行提供的金额,就感觉没有一个明确的参考。

丁远:这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在国内碰到这个问题的企业还不是很多,国内进入衍生工具方面的公司还比较少,如果企业持有一个衍生工具的话,这个工具对你们来说一个权,你有权利把人民币以美元多少价卖掉,但对有些金融企业是义务,就是有义务把这个东西回购回来。我们怎么衡量这个东西?以后房地产企业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方说我卖出去服务性公寓,出售的时候为了促销我跟人家说好以后这个东西由我管理、经营,然后出租出去。但是我有保证租金不低于百分之多少的权利,你可能做过测算能达到这个要求,达到要求就没有问题。但实际上是期权金融工具衍生出售出去,这个权就要反应在你的负债里,现在就要做一个估计,低于市场的概率是多少。

刚才我们谈到公允价值的问题,我是出名的负面、保守。所以公允价值一出来的时候我表示怀疑,非常不幸的是去年到今年两次大事件把我以前怀疑的东西都验证出来了。首先,大家肯定注意到去年7月份美国的次债事情,这个事情背后最大的是什么问题,是资产估值的问题,资产估值背后的问题就是公允价值的问题。所以刚才我要回答壳牌这位女士谈到的问题,他们谈到公允价值,公允价值这个名字本身就有问题。因为公允价值在引入到会计之前在金融领域里谈了无数年了,从五几年那几个得诺贝尔奖的“市场有效性”提出来以后,就判断一个企业或资产的内在价值,当时认为一个最好的估计值、接近值是市场价值。最近我们准备做一个研究就是关于这个方面,另外两位教授都是做金融的,我是做会计的。他说你们会计很好玩,在我们金融理论里讨论了几十年的市场价值,从来没有给这个市场价值赋予一个道德标准,因为市场价值这个词本身是中性,弄到会计领域里,不知道谁就叫成公允价值。这带来什么问题呢?每个人只要出来说公允价值有问题你就显得不公允,取名本身就带有一种褒义或积极的态度,把很多问题掩盖掉了,讨论就没有意义。

我为什么对公允价值有这么大的问题呢?大家原来学会计、做会计全球都一样,在公允价值之前大家知道我们的基石是历史成本,后来才引入公允价值。历史成本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做帐方便、看看发票、而且以后有条,客观性、可查性很好。但是历史成本化有没有问题呢?最大的问题是时效性不强。在公允价值提出之前,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重置成本法,重置成本就是公允价值。我们为什么用公允成本而不用重置成本呢?有一个会计原则就是持续经营原则。持续经营原则下,当一个企业收购一个资产的时候,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资产的使用价值,就是我买了这个资产要一直用到老、用到报废,对以后再拿到市场上交易值多少钱我不感兴趣。这是用历史成本化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大家问我为什么现在把公允价值拿出来了?很简单,因为现在投资者都急了,这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所有书上都没有,书上都是官方的话,我讲一点黑话给大家听。我不知道深圳的投资者心态好不好,估计也好不了,在上海很危险,你在车上给做投资的朋友打电话,司机回过头来说第一句话是现在你也炒股票;第二句话是给你推荐股票;第三句话说我是做长线投资的,三个月。上海证券报有一个统计,中国90%以上的投资包括基金持股期都短于三个月。这带来什么概念?实际上我对这个企业的持续经营并不敢兴趣,最感兴趣的是企业所有好的东西在当期反应在报表了。所以我上课说一句非常反动的话“会计不是科学,会计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会计制度代表了当前社会上的强势经济利益集团怎么样合理合法、冠冕堂皇的侵犯利益群体,这就是会计。每个制度变更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

谈谈次债的问题,是我个人的看法。次债这个问题怎么出来?是因为美国搞金融创新。在金融创新之前,银行、房贷都是看你的信用记录,在美国信用差的人是贷不了钱买不了房,对信用单位、房贷是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因为这个钱亏掉、烂掉是烂在自己手上。一定意义上说对想买房子的人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很多人没有自我意识,如果你不给他强制性的保护他不知道保护自己。后来有一个聪明人,一直到两年前为止美国经历了最近十五年房子的最大牛市,大家发现房子总是往上涨,像去年11月份的时候尽管我给很多同学都泼了冷水,所有的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房子没问题,还是要涨,这个时候有人就做金融创新了。突然发现这些房贷能力不行的人,给他放贷款其实蛮不错的,为什么蛮不错的呢?有两种可能性给他放贷,放贷买了房子,房子是要抵押的,如果他有能力还款我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比给优秀的贷款人更好,由于他是次债,所以我可以收更高的利息,比给优质债务人的利息还要高。假如说他真的还不出来也没问题,我把他的房子一拍卖,本金加利息能够全部收回,债务人也没事,他也能拿到一些差额,所以大家很高兴的去做这件事情。做到后来变成零首付,甚至是付10%的首付,什么概念呢?就是连佣金、交易费全部用贷款来解决。这样做以后,大家就会觉得房贷公司疯了,他手上不是捏着一大堆的资产,把钱全放出去。但是那些人很聪明,就做了一个“房贷债券化”,就是包装起来用债券的形式卖出去。大家发现这个债券非常好,没有烂掉,因为这几年美国的房子非常好,不管能不能还得起都是很好的,大家都拼这个东西,拼了还不过瘾,打包以后再到市场上二级销售,所以有时候有人买一个债券的时候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是次债,多少是好的。

另外,因为市场上对次债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铤而走险的人就非常多。所以很多人问我,那时候明显觉得这些人没有还款能力还要把钱贷给他。我说当时只要有一个人或一样东西,甚至一只猴子说要贷款,我就带给他,然后他去买房子,大家有钱赚。所以债务人的特点已经不重要了。一直到次债爆发之前,比如说你是买了投资次债的基金,你每个月都会收到基金给你送来的净值说明,你看了以后会觉得很高兴,我这个东西又涨了。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就是公允价值。这个基金告诉你假如说这个月月底把我手头上所有的次债债券在市场上抛售的话会换来这么多现金,这个数字是真的。一直到7月份几家银行手下的基金倒闭,2006年下半年美国不断加息以后次债按揭破产的越来越多。这时候大家都在想,这个东西放在那里万一有问题怎么办,就开始给我的基金经理打电话,“某某某,我买的这个东西里有没有次债的东西?”他说有的,他不敢骗你。一个人赎回不要紧,当大家都去赎的时候,基金就到市场上喊要减持了,突然发现一点流动性都没有,突然发现几个月前给你报的净值是一张废纸。去年上半年上课的时候我跟大家聊,到中国基金真正大批收回的时候跟次债是一模一样,非常不幸被我言中了。10月底的时候,在广东的《理财周报》上有一篇写我的文章,当时我甚至被很多基金经理骂得狗血喷头,周报上写的“丁远教授不满中国基金的六大理由”,我在这篇文章里专门分析,当时是10月份大家光着膀子嫌热的时候。当时我说中国公允价值法有很大的问题,尤其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股票市场有什么特点?第一、交易量极大,但流动的股数不多,这个市场看到很热闹,但这个水很浅。第二、中国基金有一个毛病就是同质性,叫做抱团取暖,抱团取暖造成很多股票叫做基金重仓股,甚至重到什么程度?这个公司上市股票流动的70%被几家基金买走了,这样的股票交易量很小,抗跌性极好,他每个月给你发的净值单上反应出来的基金表现非常好,直到有一天你看到大势不太好,大家都说给我的基金经理打个电话,我要收回了,他跑到市场上说我要减持某某某了,发现一个鬼都没有,一挂上去就跌停。这种情况这两天有没有?到处都是。这就是公允价值法最大的问题,公允价值法里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方法,我们在讨论,但愿我们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张春教授的计量经济学的功底非常深,我说如果他能把公允价值法做出一个流动模型的话,就是下一次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公允价值法里都是说假如我今天出去交易可以卖多少钱,并没有把交易对这件事的影响考虑进去。如果我手上有三千股的宝钢,如果说今天我手上的资产价值是宝钢的收盘价乘以三千,这句话没有问题,因为我去市场上交易这件事情对宝钢的股价是没有影响的或者是影响极少的,但如果我是非常大规模的基金,中国有的基金几百亿,或者像美国房产的次债最后都是捏在几家房贷基金手里。最后正是由于我没有交易而捏在手上在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我出去交易本来是对市场的打压或者是给出一个信号说明估高了。如果把这个推翻了,公允价值是一无是处的。

大家看新会计制度,公允价值有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如果这个资产或者负债有一个非常流动的市场,我们就以结帐日的市场价格为公允价值,这是最高层次的,也就是大家认为这是最保险的。再往下就不保险了,比如说我手上捏的一个软件开发公司,是做企业理财软件公司的股票,我可以拿金蝶或用友打个折,这叫相类似产品的参考价值,再往下走这个时候都没有,是用重置成本法,就是银行给你交易价格。重置成本法什么时候用的最呢多?有一些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比如我把哪个大公司的财务总监挖到我的公司里,挖到我这里年薪只有3万块钱,但是他来了,我就告诉他你把我们公司上市的话给他一千万的股票,五毛钱卖给他,他就来了。股票期权的估值怎么估,就看原来市场上他有多少工资,减掉三万块钱,差额就代表股权价值。再往下就是一个净现值法的计算。后面几个问题都非常大的,大家看财政部的会计制度上,中国对国际公允准则价值里的执行是非常保留的,后面提到的重置成本法和净现值法是不用的,如果没有流动的市场我们用历史成本法做。但就算有流动的交易市场用这种价值计算也会有问题。

刚才讲了这么多是说明什么呢?就算是用有交易的流动价值进行计算,都会有问题。前几天在陆家嘴中欧研究院做了一个沙龙,我跟赵欣舸教授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一个重磅炸弹,报纸上做了很多文章,人家说我们“怒斥中国基金”。其实我们没有怒斥,因为我们没有买什么基金,中国今年到明年最大的问题是大小非解禁的问题,大部分人骂解禁的原因是国资委制度制定的不好或证监会怎么样,没有一个人骂财政部。我认为大小非最近疯狂解禁的一个原因是去年的会计制度。去年新的会计制度由于执行了公允价值,就对很多持有原来法人股或定向增发股票的企业报表产生重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所有这些持有的股票都需要按照公允价值来确定它年末资产负债表上这一块投资的价值,是不是这样的?就会产生巨大巨大的差额,因为这些股票的成本有的原来是1块钱或2块钱,2007年12月31号有可能是20块钱、50块钱,差额在哪里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叫交易型的投资。二是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如果是交易型的话怎么处理呢?我们把它作为当期的利润计算,就是反应在你损益表里的投资收益。如果不是交易型的,我们叫做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可供出售的这一块是直接调整你的净资产,而不在损益表里反应。这里带来了什么问题?去年很多企业的损益表出奇的好,这样就带来今年一些问题,尽管这个企业的历史成本投资很低,但由于去年年底的时候把这一块的浮盈全部去掉了,在今年股票价格下挫的时候,尽管你没有卖掉这块资产但今年反应出浮亏,会造成你企业损益表的巨大亏损。就是按照去年年底的价格和今年3月31号、6月30号、9月30号或12月31号的股价比较,这里一个更大的就是激励机制的问题。大家知道大小非的企业里绝大多数是国企,这是一个遗留问题,上级对国企的考核中对它的盈利并不是那么敏感,只要有盈利就可以。但是对于亏损的考核是非常非常敏感,如果你今年出现巨亏的话,尽管有可能是浮亏,浮亏也是亏损,这个时候会来找你麻烦。由于这些原因,今年下旬以后所有开放的非流通股疯狂减持,里面一个最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由于去年他们的利润都已经反应掉了,今年就是比赛谁逃的更快,因为不逃的话就会造成今年产生很大的问题。

我认为我们新会计制度去年跟国际接轨是没有考虑清楚的。有的人就问了,为什么国外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有一个对男性很有用的药叫伟哥。有人说伟哥会吃死人的,为什么会吃死人?有很多的因素在一起,首先这个男的要吃了伟哥,二是他有心脏病,三是他要碰到女的,四是他要做那个事情,因为等等事情他就死掉了。中国股市刚才讲到的所有问题也是一样的,一、中国执行了公允价值;二、全世界找不到一个地方一年有百分之百的增幅;三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公司治理、监控比较成熟的国家都不允许公司从事一些非主流的金融性投资,交叉参股的情况非常少,如果我是做鞋的,要去收购另外一个公司2%的股票,想捞一把,这种情况是很少的,董事会是通不过的。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非流通股转成流通股爆发性的过程,所有的因素加起来造成现在这么一个恐惧的情况。爆发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中国A股估值偏高造成大小非疯狂逃窜,并不能这么简单的划等号。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实行的还是历史成本法,只有当你的投资出现亏损的时候采取准备金会计制度的话,这些大小非,我可以保证很多企业是不会卖的,因为很多企业对现在的股价下挫是不敏感,因为它的成本很低很低,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为将来的业绩考核也要建立比较好的蓄水池,如果我手上握了两千万股的招行,我会每年减持200万,因为对于我的成本价一块来说,不是45块还是35块都有利润,每年放一点进去,每年对上级领导交差都很好交差,本来是不会这么疯狂逃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会计制度逼着他们去年把所有的浮盈都反应掉了,不管是利润还是净资产,当然净资产对损益表没有影响,但领导会来找你麻烦。

嘉宾:我有个问题,关于您刚才讲的公允价值,你刚才做了很精彩的讲解,有了新会计制度以后,现在我们国家企业或上市企业也采用公允价值,从概念来讲公允价值是很好的,但实际上现在的公允价值建立在交易价上,对去年、今年上市公司管理层可能有不利影响,导致股市的波动更大。您认为怎么把公允价值从一个好的概念变成一个好的实践呢?

丁远: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没有说过它是一种好的概念,只是认为它是一种不同的估值方式而已。最后我认为还是信息披露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投资者是足够成熟的话,企业应该这两块都披露,在这个情况下让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你刚才提到中国制度,其实这个问题全球都是一样的,今年是突发事件,由于这么多的因素集中在一起才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就像商誉是全球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最关键对于企业、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去年1月到1季度结束,5月23号,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网页,去年5月23号我就提到对中国上市公司考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它的投资收益,不管收益是买卖出来的还是调出来的,我们都不要。在会计上大家都知道,三块最可怕的地方是非现金、非主营、非持续,这种利润是没有用的。所以投资者一定要脑子清醒,去年一季度我看到以后,到半年出来以后,我就开始分析另外一块,包括营业外收入、资产重估带来的利润,这些都是要剥干净。所以你在看企业的PE、净利润都要深入看。

很多情况下投资者会热血沸腾的被人家忽悠,证监会说你不要看它的利润有多少,你看看它的资产现在卖掉有多少。废话,如果它没有能力让这块资产产生利润,而且你又没有能力将企业结算清算的话刚才说的话都是忽悠。后来我们请了中信证券的老总到中欧做演讲,那个演讲非常精彩,当时我是做的点评人,他讲的是日本股市泡沫破灭的整个过程,这个对我们中国来说很重要。当时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说德地先生你能够回忆一下80年代末日本股市最疯狂的时候有哪些征兆?他琢磨了老半天,他想起来,当时印象最深的是出了一大堆的概念股,最最大的概念就叫水岸概念,什么叫水岸概念呢?二战打完以后日本就炸为一个平地,最繁华的地方冲击很大,中间有一块沿海地区的废地,当时重组以后都给大公司了,建了一些钢铁厂、造船厂。80年代末日本疯狂以后,就跟中国一样它的房地产增值非常非常快,东京湾的地价非常非常高,80年代以后由于日元的升值,由于韩国、台湾钢铁企业的竞争,日本的钢铁、造船企业的利润水平是很低的,造成80年代中日本钢铁企业、造船行业的股价都是很低的,利润不高,到最后一波行情的时候人家就跳出来说千万不要去看钢铁企业的利润,你就算算它这块地还值多少钱,最后一波行情就起来了,这些公司的股价就疯涨,当然PE没有办法计算。最后就是崩盘。

刚才您提到的例子非常好,比如我们是房地产企业,现在的会计制度允许你对一块经营型的房地产资产进行重估,而且现在市场基本上是往上走。如果原来是一亿,我估到两亿,那多出来的一亿就体现在损益表里。大家再想想,长期来说有没有好处?长期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当然你可以说我好处得了,我明年要卸任了或后年股票期权到期了,有时候就是这么黑。这样我的后任就会受到害处,第一没有现金流,第二以后这块资产产生利润的能力有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比如原来有两亿五千万的收益,现在有两亿,我有没有可以一家一家敲门说房租要涨价。结果就是把后任给害了。大家想想分子会不会减少?分子是要减少的。为什么?以前的时候我折旧是按照1亿,往后是按照2亿,以后最大折旧费用会翻倍,利润率还要下滑,就是把后任的利润全在现在兑现。这个公允看上去冠冕堂皇,你没有问题,审计师也没有问题,所有做三个月长线投资的股东都很高兴,但谁接这个棒谁就完蛋了。到时候他就说我们的房子不景气,哪值两个亿,马上洗掉了,巨亏。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公允价值法看上去很科学,但是它会给你提供一个非常大的利润操纵空间,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司法风险。因为这都是风险,以后出事的话有的人可以去告你,审计师也会套紧,现在很多审计师也很紧张。什么叫净现值法?就是把对现在的认识和对现在的期望放大,就叫净现值。当你对现在的认识和将来的期望发生一点点波动的话,在净现值上的波动是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缩小。

就像去年中信证券做了5倍的利润,大家说不得了,明年再做5倍利润是多少,按照这个大家把它的业绩放大,反应在它的股价里。但今年利润不行,第一季度还行翻了一倍,以后我们就不知道了。但以后接下来的速度也是放大,所以在景气的时候商誉放大,在不景气、洗澡的时候商誉还是放大。

嘉宾:丁教授,我的问题是公允价值并不比历史成本法更有优越性,它提供了不同的侧面,帮助决策者做更好的判断,问题还是在这里,历史成本法会提供一些有效的、比较可靠的东西,但它对决策的帮助,在你讲的课程中有一些实际的练习,最终这个企业值多少钱是个人判断的问题,但从会计学的角度怎么提供一套体系,不管是公允价值还是历史成本对这个数据的解读、运用、加工,最后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数据能够帮助企业对资产做估值这方面的判断,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远: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你刚才提到的,原来我在HEC的时候做过研究,就是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的影响。去年我们计算,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跟你们分享,现在正在算结果。就是同样一个信息披露方法会不会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影响?有一种情况,我这个是按照什么模型出来的,最有可能按照这个点,拿我在中欧的MBA学生做小白鼠,喂一个花生吃不吃,喂一个绿豆吃不吃,我们主要看一看这个有没有影响,在美国也做过这样一个实验,所以有的时候学术研究对我们的工作有点指导,就看你怎么做这个事情。就像你们刚才提到的问题一样,美国97年推出了保值金融衍生工具的估值,估值以后就在的权益里调整,美国人都有这样一个科目。当时他们做了,同样产生了收益波动的情况,这块东西是直接作为科目放在权益里,放在资产负债表里还是专门编一张综合收益表列出来,还是在损益表的净利润下面加一行做调整,这完全是报表格式不同而已,投资判断的时候给的权重是不一样的,当这个数字触目惊心反应在损益表下方的时候,大家就会警觉,但如果淹没在资产负债表里,当然我们有提示,投资者也看到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明确。我提点建议,我说就是没有用的,美国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中国怎么不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这句话就像我们做的游戏一样,我爷爷是白头翁,白头翁会飞,我爷爷也会飞。最关键的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不是给它保本底,而是把市场弄干净,怎么消除内幕交易、怎么打击黑桩,这是最根本的。他说你的建设性建议是什么?一定要披露、披露、再披露,证监会应该出来谴责,谴责的力度应该更大,有些公司不务正业就应该发一个公告,你不要说它的股涨跌,你把小泡沫戳破,每次都说估值高,有些公司高、有些公司不高,所以一定要戳破小泡沫,比如说雅戈尔这种疯狂的行动,就要出来公示,用黑体字写的明明白白放到上交所。要求企业披露每股净收益的时候把刚才的利润切掉,写得大大的放在年报上,中国企业这么做的话很多是负数,很重要的是信息披露,没有十全十美的。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在唱空,我们的校友只要不是死猪头都被我救了,我们中欧没有什么人被套进去。因为我话说的很透,我不是跟人家算命的,你要跟人家说哪个企业估值高了,哪个企业估值低了,我在中欧做了这个事情。去年我说完以后六千点就没有上了,我在中欧举办的那次活动就在六千点最高的时候,我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为什么中国A股的估值偏高,用笼统的宏观经济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是投资一个企业,而不是投资一个行业、投资一个概念和国家,如果不能反应在业绩的基本面的改善上都是废话,没有用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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