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2010年第3期 2月1日出版

 

“我今年已有80 岁，前面的50 年只能算是蹉跎岁月。”

1 月26 日晚上，满头银发的吴敬琏站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宴会厅里，面对众多朋友与学生，回顾他的人生。

    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从技术救国到产业救国，吴敬琏在前50 年的人生旅途上屡遭迷惘。

后来发生的三件事改变了他的人生：“三面红旗”的路线给农村造成的深切灾难、“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与顾准一起劳改。

吴敬琏说，此后才找到一条道路，“我发现市场经济是所有制度中最不坏的制度。后来又认识到，经济制度还需要其他制度的保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规则，规则中最重要的是法治，要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法治最重要的是什么？法治需要民主制度的支持。这又回到了顾准提出的问题上来了。”

一
1981 年，51 岁的吴敬琏来到雅典。

在“文革”中，吴敬琏和他的老师顾准进行的“思想实验”，就是从希腊史开始历史漫游的。
在探索民主制的源头时，吴敬琏提出了希腊城邦民主制度起源于小亚细亚殖民地的民间社会的假说。顾准认为这个假说颇具说服力。

当然，吴敬琏这次来希腊不是为了追溯历史，而是参加在雅典举行的国际经济学会圆桌会议。

在会议上，一位来自匈牙利的学者引起了吴敬琏的注意。这位名叫科尔奈的经济学家阐述了自己刚出版的《短缺经济学》的主要观点，认为短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特有的痼疾。

这个新颖的观点遭到一位前苏联学者的强烈反对，他认为短缺只是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但是科尔奈的观点引起了吴敬琏的强烈共鸣。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出现的短缺和不平衡问题，对于吴敬琏这一代人来说刻骨铭心。

对于这个问题，上世纪50 年代末和60 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曾经进行过初步的总结和讨论，当年风华正茂的吴敬琏也曾参与其中。

遗憾的是，这些讨论持续的时间很短，经济困难时期一过，人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四清”运动和随后的“文化革命”，这些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就中断了。

会议期间，科尔奈到吴敬琏的房间聊天，从此，两位经济学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后，吴敬琏常向人介绍科尔奈及其思想，并推动《短缺经济学》在中国的出版。

科尔奈为中译本写序说：“中国可能比匈牙利大100 倍。但是，这本书的主题不是写匈牙利的，而是‘传统的’或‘经典的’社会主义的一般模式。”科尔奈把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归结为短缺，对中国学者不啻醍醐灌顶。

29 年后，当82 岁的科尔奈得知为了庆祝吴敬琏80 岁生日和从教60 年，中国学界将举行“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决定来中国参加会议，并写下长篇论文和贺词。

遗憾的是，因为刚刚做过手术，医生不允许他长途旅行。于是，在1 月26日开幕的学术研讨会上，出现在大屏幕上的科尔奈，深情地回忆起两年前自己80 岁生日时，吴敬琏与他一起吹灭蜡烛的情景。

科尔奈向朋友献上真诚的祝福，同时对发展与转轨中的中国寄予了厚望。第二天，在吴敬琏作了演讲之后，由经济学家许成钢代科尔奈宣读了论文《平等自由博爱-反思共产主义解体后带来的变化》。

两位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深入研究，对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变迁的热切关注，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二
在改革之初，中国学习的榜样是前苏联和东欧。

“文革”结束后，中国最先学的是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

后来，匈牙利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在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内，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传播，于是各种学习考察团纷纷奔赴东欧。

但是到了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实际情况表明，东欧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提高经济效率。

1984 年吴敬琏从美国学习归来。在耶鲁大学的一年半，对市场经济有了更清晰的理论认识和实际感受，对照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吴敬琏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中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任何真正的改革必定是市场取向的。从那时起，他一直坚守这一信念。

1985 年，科尔奈第一次来到中国。这时正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时刻。在受到中国总理接见后，科尔奈在吴敬琏陪同下赶赴重庆，参加“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

从重庆驶往武汉的“巴山号”游轮上，科尔奈的发言一开始就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行政协调机制，一种是市场协调机制。在这两种协调机制中，每一种类型又有两种具体形态。行政协调分为直接的行政协调（Ⅰ A）和间接的行政协调（Ⅰ B）；市场协调分为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 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Ⅱ B）。科尔奈认为，真正有效的改革应当把Ⅱ B 作为目标模式。

科尔奈的主张成为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中国与会学者的共识，这次会议也以“巴山轮会议”之名写入改革史册。

尽管各种争论依然存在，但是在20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向着市场（当时称为商品经济）取向的改革道路迈进，吴敬琏也深入地参与到改革方案的设计之中。

1988 年初，他和副手胡季给中央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指出市场经济突出了市场机制对稀缺资源配置的作用，更加准确地体现了改革的实质，为此主张把商品经济正名为市场经济。

在明确经济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上，似乎就要有一个突破了。

不料，1989 年的政治风波后，那些一向反对改革的人们重新挑起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对计划和市场的不同看法“上纲”为“姓‘社’姓‘资’”的问题。

1990 年春天，吴敬琏去英国牛津大学的圣安东尼学院做访问研究，然后经西德、东德、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回国。在柏林停留时，吴敬琏坐地铁在东西柏林之间穿行，此时 “柏林墙”已经被推倒。他看到，经过20 多年的发展，同一城市的两个部分在两种不同的体制下形成巨大差距。

莫斯科的情况比柏林和布拉格更糟糕，中国的前景也未可乐观，因为有些人正力图利用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把中国拉回到旧轨道上去。改革面临着倒退回去的危险，国家的发展前途未卜。在对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的同时，吴敬琏更加坚定了必须捍卫市场取向改革的
决心。
   
1991 年，因为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经济问题座谈会上为市场取向的改革辩诬，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吴市场”深含“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贬义。

在改革大争论如火如荼之际，吴敬琏还出版了与学生刘吉瑞合作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预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基本建立，将为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和腾飞，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体制条件，从而有可能比较快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理想”。

吴敬琏尊敬的前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写序为该书“背书”，他这样写道：“我国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就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就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是毫无疑义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所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

中国要不要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还是回到民不聊生的旧体制？ 1992 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一锤定音，几个月后举行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
争论了十几年的计划与市场问题，终于得到正果，改革的目标体制已经十分清晰，以后的改革应当顺利地向前推进。

然而，问题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的界定。

早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当中国的决策者疏远“东欧模式”之后，就有两种选择摆在面前。

一种是“东亚模式”，就是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

另一种是“欧美模式”，就是欧美各国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着重于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干预企业微观经济决策。

大体上看，党政官员比较推崇“东亚模式”，邓小平就多次讲过要学习新加坡那种强有力的政府加市场经济的做法。

在1992 年市场经济取得合法性之后，党政官员推崇的“东亚模式”大行其道，有些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像重商主义时代那样的国家强力干预和以追求国家财富积累为目标的经济，政府具有极强的规划、整合、调节和主导经济活动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东亚模式”也确实加快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建构。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从选择这种模式的那一天起，中国就已经埋下了又一次争论的根苗。也很少有人理解，1988 年吴敬琏引入“寻租理论”的深远意义。

20 世纪末，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初步建立，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系带有浓厚的政府强力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重商主义色彩， “权力搅买卖”的寻租基础的扩大、腐败蔓延和贫富分化， 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上升到0.5 左右的高水平。

这导致了大众的强烈不满，甚至影响社会安定。

面对这些社会问题， 在解释产生的原因时， 人们的意见分歧也很尖锐。有的认为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有的认为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

吴敬琏认为，问题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易活动的压制和控制，造成了普遍的腐败寻租活动的基础。因此，在新世纪第一年吴敬琏就提出“ 改革正在过大关”。

放眼世界， 选择市场经济的国家占了绝对多数，但是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不多。因为市场经济的运转需要其他制度的支撑，由于没有建立起法治环境和民主制度，许多国家仍然在前市场经济“权力搅买卖”的陷阱中挣扎。

吴敬琏提醒人们，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很艰难的历史过程，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道和弯路。其中之一， 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如果计划经济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时，能够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力配合，那么其抵制权力资本的能力会强一些，否则就有掉进权贵资本主义经济泥淖的危险。

中国改革所采取的增量改革、双轨并存的战略长期未能完全改变， 更增加了“权力搅买卖”、进行寻租活动的可能。

到这时， 才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吴敬琏的良苦用心。20 世纪80 年代后期以来， 他一直在呼吁人们警惕正在变得日益猖獗的寻租和设租活动，目的就是防止中国的改革掉进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吴敬琏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

四
吴敬琏的名字和中国改革联系在一起，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因为这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 众声喧哗，歧见多出。吴敬琏在获得赞誉之外，也遭到了质疑乃至诽谤，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执着情怀。

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和观点，或可斟酌， 但他的大思路，他对民族前途的总体思考，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感， 真正彰显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特质。

1974 年，临终前的顾准在病榻上送吴敬琏四个字“待机守时”，因为他相信中国的“神武景气”终究是会到来的。

30 多年来，中国一直保持着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

单就经济发展而言， 中国无疑迎来了自己的“神武景气”。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更是以领头羊的姿态率先走出困境，赢得了一片赞扬声，“中国模式”也成为一些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似乎已经是崛起的大国。

但是，顾准说的“神武景气”不仅是指经济增长， 还包括民主政治发展。作为顾准思想的传人， 吴敬琏一直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提出， 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怎么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

真正的大国崛起，必须具备几个条件：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民主法治、思想自由、中层阶级兴起。对照这些条件，所谓“中国模式”顿显苍白。难怪， 吴敬琏的声音在一些人看来并不那么“和谐”。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在吴敬琏的演讲和文章里充满了“忧患意识”。由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性， 中国在错误的路径上走得愈远，退出的成本就愈高，甚至会锁定在这个路径之中。一旦锁定， 除非经过巨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吴敬琏认为，根本的出路是在努力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 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稳步地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在25 年前的“巴山轮会议”上，科尔奈提醒中国同行：改革有中途停止的危险，中国的改革应该坚持不懈，千万不要忘记真正的目标。

迄今为止， 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完成了吗？在“发展与转轨中的制度”学术研讨会上，吴敬琏的演讲其实也间接地回应了这个问题。

和12 年前纪念中国改革20 周年的时候一样，吴敬琏再次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处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所处时代的感受：“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希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 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温和而低沉的声音里饱含忧虑。

吴敬琏直言不讳地说， 两种力量的赛跑胜负未分。他甚至提出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追问：“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这是一个问题。”

他呼吁在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一， 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制度基础；第二，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第三， 把市场建立在规则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第四，归根结底，要建立宪政和民主。”

鲁迅说过，“不是生，就是死，这才是大时代。” 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完全称得上是一个“大时代”。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一位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必然是一位可贵的思想家。

一直对顾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吴敬琏，在耄耋之年依然直面“大时代”，独立思考，直陈己见，他所展示的正是思想家的风范和品格。